第68章（第3页）
铁铉本人被捕之后，遭遇磔刑而死。坊间有油炸不屈、面北站立而死等传说，多荒诞不经，但铁铉死状颇惨，确系史实无疑。因为他是对抗朱棣而死，所以在官方一直无从正名。但民间早早就开始祭祀铁公，偷偷修起了很多铁公祠。比如在济南有一座七忠祠，据说就是为纪念铁铉和其他六位济南保卫战死难者而修的祭祠；邓州还有一座在南刁河畔的荒丘，相传是铁铉之衣冠冢。
到了万历年间，皇帝下了诏旨《苗裔恤录》，彻底为“靖安罪臣”们平反正名，铁铉亦在其列。至此距离铁铉死难，已过去了一百七十年。
苏荆溪历史上无其人，大率综合了赵娥、王舜、申屠希光、唐传奇里的谢小娥、《儿女英雄传》里的何玉凤、吕四娘，以及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施剑翘等人，亦参考了一代女医谈允贤的生平。
气质上最像的，应该是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侠女》里的无名女主角。这位侠女一直打算要对仇人复仇，只因老母还活着，暂时不能动手，但时常去仇人门口溜达，生怕因此淡忘。邻居顾生对她们母女很是照顾，女子便跟他同房，但不肯结婚。后来她怀孕产下一子，扔给顾生抚养，独自出门去砍下了仇人的头颅，从此不知踪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生完了让老公去带，绝不会为这些事耽误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侠女是很具现代意义的。
苏荆溪提供给朱瞻基的那个拔箭头的解骨之法，来自《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是晋代刘涓子所著，后来在南齐又被人重编过，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外科专著。原有十卷，但到宋代只剩五卷了。书中记录最多的，是关于瘫疽的辨证与治疗，苏荆溪毒杀朱卜花，或是从中得来的灵感。书中亦记载了金疮外伤等伤的处置办法，且多是在战场上急救之用。苏荆溪使用的解骨法，即从中得来。不过我本人没试过，方子有效与否，权当小说家言吧……
梁兴甫本是永乐年间的一位民间搏击高手。《都公谭繁》记载了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身材矮小，但臂力超绝。有一次梁兴甫去南京，在城门与守军发生冲突，一个人打得一群大兵没有还手之力。指挥听到这个战绩，把梁兴甫请到堂下，当着一百多名军中精锐打了一套拳，慑服了所有人。梁兴甫往外走的时候，竟没人敢拦。后来他跑到北京，看到两个人对战打得热闹，站在旁边失笑。一人大怒，倚仗身材高大，抓起他说你想要摔到东边还是西边，梁兴甫说随便你。话音刚落，那人扑倒在地，梁兴甫还稳稳站着。另外一人大惊，一把将他推到墙边。谁知梁兴甫轻轻一跃，就从他肩头跳到背后，一巴掌将其打倒。这两个人心悦诚服，都拜了他为老师。
梁兴甫是个武痴，四处云游，想跟高手对决。在他老年之时，打听到广西有个和尚，外号“勒菩萨”，拳法无敌，两人相约在吴地某个寺庙较里。勒菩萨和梁兴甫跳到一个高约数丈的施食台上，周围无数围观者。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梁兴甫技高一筹，用脚踏伤了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伤前的反击，也打中了梁兴甫。两日之后，梁兴甫因内伤太重而死，三日之后，和尚也死了。
周德文亦有其人，只是不见诸正史，只在徽州文书里留下了一点点行迹。
朱棣建起北京城后，从南方强行迁移一批富户过来。永乐元年八月，绩溪县的一户周姓人家被认定为富户，户主周世杰被迫北上。永乐七年，朝延再一次抽调江南两千户人徙北。这时周世杰己去世，周家的麻烦却未免除，最后只得让周世杰的第三个儿子周德文应役。
这一次迁徙，是“连当房家小，赴部听拨应用施行”，等于周德文全家老小都搬过来了，基本上断绝了回乡的可能。这些富户被安排在宛平、大兴两县，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同时还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设。
周德文的具体工作，是协助朝廷采买、押运各种材料。根据《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的记载：“（周德文）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妻挚不逞顾。“这份工作极为辛苦。周德文因为太过劳碌，最终感染寒疾，病死于宛平县德胜关。
这些小人物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欢做记录，这才把他的行迹留存下来。哦，对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劳累，很有可能与阮安有莫大的关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乐年间，张辅平定安南之后，发现这个孩子长得秀气，头脑也不错，便把他带回京城，留做宦官。
没想到阮安这个人，是个工科奇才，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营建上来。他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呢？连图纸都不用看，只要实地用肉眼勘测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来了。工部官员只要按照他给的数据，直接执行，绝不会出错。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参与。史料记载“自永乐中已遣太监阮安营北京城池、宫殿、诸司府解，工部特奉行而已”，给阮安的权限大得惊人。不过阮安那会几年纪还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统年间，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的北京城，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北京只有紫禁城、皇城与外城，正阳门以南的广大区域（今所谓南城）还没包括进来。要一直到嘉靖年间，才将这个区域全部囊括进城区范围。而且外城城墙多为夯土结构，九门之上也缺少城楼、瓮城和箭楼。
正统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包括把城墙用砖头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门城楼，还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门设置九道水闸，疏浚通济河以解决京城水灾问题。
本来这项工程该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着脸说必须征调十万民夫，以及相当的材料费，否则这事办不了。正统皇帝又找来阮安，阮安说一万人够了，材料费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调了一万多京营士兵，没有惊扰民间，而且使用的材料，还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库房里寄存的材料，无须额外从外地征调运输。在阮安天才般的统筹之下，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后他被连续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诸部公解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简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被派去治理张秋河，并死在了工地现场。
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更难得的是，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对钱财毫无兴趣。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还回去了。在阮安死后，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如此廉洁，实属罕见。
《孤树衷谈》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宣德临死之际，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他说皇帝崩时“肤肌燥裂犹焙鱼，以烈剂”。这个“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说明在宣德一朝，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
说到阮安修建九门九闸，还有一件事必须跟大家讲讲。
小说里描写了京城大雨成灾，紫禁城外洪水滚滚，主角驾棺漂浮而出。这个桥段虽是杜撰，但也绝非凭空得来。
水灾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为头疼的麻烦。虽然京城身处燕北干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来，势头丝毫不弱于南方。每年从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会面临暴雨成灾的窘境，动辄水淹盈尺，把半个城区都泡在水里。明代相关的文献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几百余丈；室庐垣墙寝妃，动以万计”“雨水霖露，动经半月，倾颓墙屋”之类的描写。
李时勉特别介绍过京城的气候规律：“今岁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四月凡三得雨，虽未厌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庆。自是淋淫不绝，晴无连三日者。有时雨骤，至沟渠泛溢，街巷水没焉，墙屋颓毁相望。”
比如在永乐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灾：“坏北京城五于三百二十丈，天棚、门楼、铺台十一所。”居然把城墙泡塌了五千多丈，这个破坏效果实在惊人。再比如正统四年五月：“大雨骤降，自昏达旦。城中沟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瓷狭窄，视旧减半，又作新桥闸，次第壅遏，水无所泄。”这次灾害，足足冲毁了官舍与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与十三年，爆发了两次京城水灾，受灾人数都在两千户以上，这可是京城里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现了一场“数十年来水患，未有甚于此日者也”的大灾，受灾人数更是骇人。
这些水灾，大到什么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经有过一次水灾，洪水淹没了承天门（今天安门）外的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监狱地处低洼，率先被淹没。当时牢房里有一千多个犯人，眼看就要被淹死。管监狱的主事徐学诗当机立断，打开监狱，号召犯人们自救，赶紧转移到附近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城隍庙。实在来不及转移的，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栅，爬到上头去。这些犯人又冷又饿，徐学诗选拔了几个游泳健将，游出去买饼买姜，再设法送回来。三天以后水退了，刑部领导一看，一个没死，都大为赞叹——堂堂京师刑部大狱，竟能演出荒岛求生的戏码。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也爆发了一场水灾，被淹没的是锦衣卫大牢。可惜这次没有徐学诗这样的人了，囚犯尽皆溺亡。事后沈一贯去视察现场，震惊无比：“今年雨多，即墙外大路设有沟渠，亦皆渗没，况此监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气蒸臭秽，不论有罪、无罪，死生难保，情实可怜！”
这一次洪灾极为可怕，工部统计下来，光是奏报坍塌者就有三百丈，又经过十日连雨，内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余，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余，几乎可以说是倾城了。老百姓们不得不爬到高处，扛着锅煮饭，不少人甚至因此饿死在自家屋顶。
万历三十九年夏天，首辅叶向高本来早上起来，准备上班去，结果看看外面，给皇上写了一封《水灾揭》：“连日大雨不歇，满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方拟趋朝候领诰命，而自臣所居，至长安门一带，皆成长河，水深五六尺，舆马、徒步皆不得施。无可奈何，只于私宅叩首，仍另行报名，躬谢天恩。”——今天雨实在太大了，从我住的地方到办公室的路全淹了，五六尺深的水，骑马走路都没辙。我实在赶不过去打卡上班，跟领导你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