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四十二章（第3页）

四月十日，王乐天启程前往鞍山。火车穿过华北平原，驶入东北腹地。窗外景色渐变，荒地、铁轨、废弃高炉依次掠过。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共和国的骨骼，是由无数无名者的血肉铸成的。我们不能只赞美大厦，却遗忘地基。”

抵达当晚，他见到了曾在鞍钢保卫科工作的退休干部刘振海。老人今年八十一，精神尚可，但听力严重衰退。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老人递给他一份泛黄的名单，“这是1975年至1985年期间，因职业病死亡却未认定工伤的工人名录，共一百三十七人。当年我们偷偷抄了一份，藏在锅炉房的夹墙里，直到去年才挖出来。”

王乐天接过名单，指尖颤抖。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死因：苯中毒、矽肺、重金属肝损伤……

“我们不是不报，是不敢报。”老人哽咽，“上面说了，‘稳定压倒一切’。可我们工人，连命都不算‘一切’吗？”

第二天，王乐天走访鞍钢老厂区。在一座坍塌的焦化车间内，他发现了一块残破的荣誉榜，上面依稀可见“先进生产者”字样。他用手电照亮角落，竟看到一行刻痕：

**“张建国，1978年殉职，因通风故障吸入一氧化碳。”**

又是这个名字。

他立刻调取数据库，发现“张建国”在全国至少出现在六个不同工业城市的死亡记录中：大庆、攀枝花、玉门、洛阳、武汉、鞍山。有的是炼油工，有的是炉前工，有的是地质勘探员。年龄集中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死因多为急性中毒或突发器官衰竭，且均未被认定为工伤。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系统性牺牲的标记。

他忽然明白，这些“张建国”们，或许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无名牺牲者的象征性名字。就像“王建国”“李建军”曾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名字一样，“张建国”也成了默默死去的工人的集体代称。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需要青史留名，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国献身。可国家记住了GDP的增长，却忘了记录他们的呼吸。”

四月十五日，他在鞍山举办第二场分享会。现场来了近百人，许多人拄着拐杖，戴着呼吸机。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上台，拿出丈夫的骨灰盒：“他临走前说，要是能听见有人说一声‘你没白干’，他就安心了。”

王乐天接过骨灰盒，轻轻放在讲台上，对着全场深深鞠躬：

“您没白干。你们都没白干。”

掌声雷动，泪水横流。

回到北京后，他开始撰写《沉默的基石》一书，作为“遗声计划”的阶段性总结。第一章标题是：

**“从离婚开始的文娱，到为亡者发声的使命。”**

他在开篇写道：

>“我曾以为人生的转折是婚姻的终结。后来才懂，真正的觉醒，始于对沉默的背叛。

>当我发现父亲的名字刻在荒野石碑上，而官方档案里一片空白时，我就知道??

>有些账，不能等国家来还。

>我必须成为那个持笔的人。”

四月十八日，一年前出发去大庆的日子。王乐天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老梅树。花开已尽，绿叶成荫。林晚走过来，靠在他肩上。

“你还记得我们离婚那天吗？”她轻声问。

“记得。”他说，“你说我不务正业，整天写些没人看的东西。”

“现在呢？”

他笑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她也笑了，眼里闪着光：“小月说，她长大后要当‘记忆修复师’。”

他搂住她，望着天空。

他知道，这场战役远未结束。审查、打压、抹黑可能随时降临。但他不再恐惧。

因为他已不再是那个只为娱乐大众而写作的编剧。

他是证词的搬运者，是记忆的守夜人，是无数亡魂托付声音的媒介。

而他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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