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四十章（第2页）

他合上文件，闭目良久。窗外传来轮渡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

当晚，他住进酒店，第一时间拨通周教授电话。

“您说得对，”他说，“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这是一个模式。全国类似项目有多少？五?四厂、四?四基地、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如果每个点都存在这样的‘内部账本’，那我们遗忘的，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真实代价。”

周教授沉默许久，才缓缓道：“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把这些材料交上去，走组织程序，或许能换来部分平反，但极大概率会被‘内部消化’；二是公布出来，引发社会关注，推动立法变革，但你也可能成为靶子。”

“我知道风险。”王乐天望着江对面闪烁的霓虹，“可如果连真相都不敢见光，那我们纪念的意义在哪里？”

挂断电话后，他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资料。他决定采用“分阶段披露”策略：先发布日记摘录与伤亡数据对比图，附上专家解读；再逐步放出录音带转译内容；最后视舆论反应，决定是否公开影像资料。

他写下了《遗声计划?第二十三号证词：》。

文章以张怀民日记中的一句话开篇：“我不是凶手，但我签了字。”接着用冷静克制的语言还原了那套掩盖系统的运作逻辑，并附上多组数据对照图表。“当我们赞美一座大桥的雄伟时，是否想过，它的桥墩之下，埋着多少未被承认的尸骨？”

发布前夜，他收到一条陌生来电。对方声音沙哑，操着北方口音：“王先生，我是张怀民的学生。老师临终前烧掉了大部分文件，只留下这个箱子。他说，‘历史可以慢，但不能停。’请你……替他说完剩下的话。”

电话匆匆挂断。

次日上午十点，《沉默的成本》正式上线。不到两小时，微博热搜前十占据四席。#三?七厂百人名单#、#他们签的是卖命书#、#沉默的代价谁来承担#等话题引爆全网讨论。

有记者查证发现，当年领取“保密补助”的职工中，至少有四十六人的子女后来也被安排进同一系统工作，形成事实上的“世袭封口链”。一位网友留言：“我爸直到去世都没说过厂里的事。去年整理遗物，我在他枕头下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我知道真相。’”

更有数十位老人陆续联系团队，称自己或亲属曾在类似单位工作，“现在不怕了，愿意作证”。

与此同时，压力也随之而来。

某权威军工史研究机构发表声明，称“个别回忆录存在主观臆断”，质疑日记真实性；一家主流门户网站突然下架所有“遗声计划”相关内容；他的微信公众号收到系统提示：“因涉嫌传播不实信息，功能受限。”

但他没有退缩。

八十九日，他在直播中首次回应质疑：“我可以立即向国家档案局、退役军人事务部提交全部原始资料，请第三方专家联合鉴定。若有一处伪造，我愿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你们不敢接，那就说明，真正害怕的不是我，是那些至今仍在守护谎言的人。”

这句话被剪成短视频，在社交平台疯传。

第九十日，转折发生。

一位退休军医实名发声：他曾参与三?七厂医疗支援任务，亲眼目睹多名工人因辐射导致生殖系统衰竭，“有的夫妻终生未育，却被告知‘身体素质差’”。他还保存着当年偷偷抄录的病例摘要。

紧随其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三位研究员联署发文，呼吁成立“国家工业遗产与牺牲者权益调查委员会”，建议将此类问题纳入国家记忆工程统筹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官网悄然更新动态：一项关于《和平时期因公牺牲人员权益保障法》的草案正在征集意见。

风暴中心的王乐天，反而愈发平静。

九十一日，他回到北京，带着录音带前往专业音频实验室。技术人员经过降噪处理后，成功提取出一段长达六分钟的独白。声音苍老、疲惫，却字字清晰：

>“我是张怀民。1983年离休，党龄四十二年。这一生，我做过最有勇气的事，就是没把这盘带子销毁。

>我们不是不爱国，我们比谁都爱。可爱国不该是盲目的服从，更不该是以沉默换取稳定。

>那些人，倒在黎明之前。他们的死，不该成为国家进步路上的污点，而应是警钟。

>如果有一天，有人听见这段话，请告诉他们家属：对不起。

>告诉年轻人：别怕追问。

>告诉掌权者：捂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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