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出巡前夕（第1页）

孔光嗣很快得到了召见。彼时邵树德正在紫宸殿内召见外国使团，孔光嗣进来时，遇到了几位一脸晦气的日本人。他没有在意，在中官的引领下，匆忙进殿。“拜见陛下。”“赐坐。”邵树德放下手头的一份奏疏，看了眼这位当代衍圣侯，说道。“谢陛下隆恩。”孔光嗣坐到了下首，目不斜视，正襟危坐。邵树德沉吟了一下，问道：“衍圣侯可知日本使团所来何事？”“臣实不知。”孔光嗣答道，同时有些诧异，圣人不应该和他说说波斯使团的事情么？听闻已经抵达东都了。“告诉卿也无妨。”邵树德说道：“最近数十年来朝的日本使团，真真假假。甚至可以直白地说一句，绝大部分是假的。或由商人冒充，或是公卿私人，伪造国书，糊弄一下天朝上国，混点赏赐，寄希望于天朝买下他们那些不值一文的货物。”屏风、折扇、刀具、鲨鱼皮以及充满腥臭味的干海货，加起来才值几个钱？日本输入中国的最大宗货物，其实是充满杂质的铜块。最近十余年，白银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但也被人嫌弃，因为纯度不够，兑换大夏货币时，往往被狠宰一刀——国朝有制，外洋商人来朝买卖货物，均需在市舶司清算行内兑换银元或银元票，私下里使用本国货币或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是要被打击的。这个要求，严格来说，有点不近情理。以往外国商人来做生意，中原朝廷对他们十分宽容，什么货币都收，只要是贵金属就行。后世南北朝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大食、波斯银币乃至东罗马金币陪葬物，原因就在于此。但大夏朝不一样了。清算行内有一个分支机构，类似于货币兑换所。所有外来商人，在大夏境内都必须用“法币”来进行交易，即银元（包括银元票）、建极通宝之类的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没有大夏法币不要紧，可以先卖货，卖完回笼资金后，再去买。也可以拿带过来的金银铜块，去清算行兑换货币，就是需要被宰一刀了，相当于缴纳铸币税。这个规定在前唐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延长了交易的时间。但这个年月，节奏很慢，花个几天时间也没什么关系，最后基本上所有外洋商人都接受了，包括日本人。“商人逐利，败坏……”听到商人这么说，孔光嗣直接打蛇随棍上。“好了。”邵树德笑着打断了他的“经义”，道：“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做一件事，无非是权衡利弊罢了，朕这些年一直就是在做这些事。”辩证思维，世上之事，有利有弊，这是刻在邵树德血液里的认知，即便在晚唐这个烂泥潭里打滚四十年，他也没有忘记。世上之事，也不是非黑即白，绝大多数是灰色。这种灰色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偏左多一点，有的偏右多一点，有的刚好折中。而且，时移世易，在不同的时间段，灰色的程度也在游移不定。拒绝用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看问题，用发展的动态眼光看问题，不刻舟求剑，以及坚持辩证思维等等，以上这些都是邵树德理政数十年的底层逻辑。一件事情，有时候坏处多一些，有时候好处多一些，完全看你怎么用。商人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赚到钱之后的暴发户嘴脸，让田舍夫难以安心种地，囤积居奇等等，这是其负面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它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让政府收到大笔商税，维持国家财政，给全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古代，主要是国防服务，明末若能如中晚唐一样，商税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又何至于此！邵树德从来没有无聊的偏见，也没有思想包袱，该怎样怎样，尽量用其好的一方面，然后尽可能削弱其负面影响，如此而已。“陛下所言极是。”孔光嗣立刻说道。“这次来的日本使团是真的。”邵树德说道：“他们请求朕下令禁海，约束海盗。孔卿怎么看？”孔光嗣是兖州人，属于淮海道，隐约听闻过很多凶恶之徒出海，劫掠新罗、泰封、百济、日本甚至是遥远的库夷岛。近些年来，劫掠新罗三国的人少了，因为朝廷明令禁止买卖三国奴隶，同时敲打了一大批海盗，发动他们的亲族、乡党劝说，效果非常好——效果不好的话，下面就得州兵出马，抄家流放了，海盗们顶不住这一招。但多如牛毛的海盗总得有个去处吧？他们总要有——“生计”吧？所以，孔光嗣完全能够想象日本人所面临的麻烦，原本劫掠四个国家的海盗，全部涌向日本，这能有好？“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孔光嗣偷瞄了一眼，说道。话很短，很简洁，但意思明了。“日本人亦要爱么？”邵树德问道。孔光嗣本想沉默，但见圣人一直看着他，便道：“此为大礼。”，！邵树德点了点头，不想和孔光嗣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如果要诡辩，他能辩下去，但没意义。而且，有些海盗其实不太好管了。现在可能还看不大出苗头，若再等二十年，待那些在海外成家（如库页岛、北海道）后繁衍出的“海盗二代”们长大后，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他依稀记起了后世加勒比海着名的海盗岛——托尔图加岛。生活在这里的多半是脱离了祖国的英格兰、联合省、法兰西海盗。年纪大了后，在岛上定居，有人还生了后代，种地、开酒馆、制造枪械、修理船只等等，为海盗们服务。从这里走出来的海盗，不会有任何归属，什么国家的船只都抢。东亚这片海域，将来一定也会出现聚集着海盗后裔们的化外之地，且不止一个。届时，海上运输线可能就要受到威胁了，因为这些出生在海外的海盗后裔们，对中原的归属感，比起父辈要差多了，滋扰航线，几乎是必然的，唯一的悬念就是轻重程度罢了。这就是发展航海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即辩证思维中的有利有弊。大夏的后代国君，只要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当不至于因噎废食。“还是和卿谈谈波斯的事情吧。”邵树德转移了话题，道：“波斯使团已经入京，西域诸般事务谈得差不多了。你在洛阳稍待数月，听从鸿胪寺安排，待人都聚齐之后，便西行吧，前往布哈拉，与波斯君臣、公卿贵人多交流交流。”“臣遵旨。”孔光嗣说道。“别这么快应下。”邵树德笑道：“去了布哈拉，打算说些什么？”“臣闻波斯国中，诸侯林立，仿如春秋。”孔光嗣说道：“臣打算与波斯人谈谈礼乐之事。”邵树德点了点头，道：“卿放手而为即可。波斯屡战屡败，在大夏面前已失了锐气，失了自信。春秋礼乐，非常适合他们的情况。”其实吧，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这个时候都是一大堆有封地、有官僚、有百姓的实封贵族。这一套在中原已经没有生存土壤了。但在人家那边，仍然是封君、封臣体系，且因为各自文化传统、气候地理等因素，有些许差异，但大同小异。波斯与大夏开战，人家的贵族是真的带兵为国王打仗，就如同中国春秋时期，周天子有召，诸侯带兵勤王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政治伦理。孔光嗣对自家老祖宗的学问还是比较精通的，孔子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或许还真的挺契合波斯这一套呢。当然，与中国春秋时期不一样的是，波斯还存在着神权。国王（埃米尔）试图增加君权力量，削弱大贵族，形成一堆小贵族。贵族们抱团抵抗君权力量。神权在两者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同时也或明或暗地扩张自己的力量。三者既斗争，又联合，最后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政治伦理。孔光嗣的家学，应该是比较符合君权胃口的，贵族能有条件接受，因为这一套同样能限制君权的无限扩张，至于神权，肯定不开心了，因为这是在与他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且很可能获得世俗贵族力量的支持，不警惕就怪了。“臣谨遵圣命，定然不让波斯人小觑。”孔光嗣答道。“甚好。”邵树德笑道：“你走北庭、伊丽、碎叶这条路，可在伊丽河谷盘桓一下，时间上没那么急的。”“臣遵旨。”孔光嗣似乎隐隐明白了圣人的目的。这是要给赵王提供帮助啊。只是他不太明白该怎么做，讲学？以吸引更多的儒门子弟前往伊丽扎根？那还不如直接写几篇文章，号召有胸怀的读书人西行伊丽呢。随便又聊了几句后，孔光嗣诚惶诚恐地退下。邵树德批阅完奏疏后，搁下了毛笔，喊来王彦范。“传旨，十日后朕在南郊祭天、阅兵，开始东巡。”他说道。“遵旨。”王彦范默默退下。邵树德的目光散乱地落在空气中的尘埃之上。这一次，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巡了。：（）晚唐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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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出巡前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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