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长沙郡守（第2页）

他本来想着马上就能回临湘郡府，没想到高式要在这攸县多待一会儿。他咬咬牙，太守在外面辛苦干活，他一个主簿临阵逃脱算什么本事，舍命陪君子，跟了！

于是区合坚定地道：“某愿跟在太守身边辅佐，怎能独自离去？”

高式立刻写一封信，告诉郡府自己来都来了，准备在攸县和附近的几个县考察一下，了解一下县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方便之后施政。府衙里的事也都安排好了，春耕是民之大事，相信郡守府的大家也都做了无数遍，希望大家在郡丞的领导下努力干活，劝课农桑，不要精神懈怠。

写完后，高式盖上印章，把简牍装起来，让郡兵送回临湘，他和区合要在这攸县附近多呆几天了。

接着，高式告诉他自己未来一个月左右的行程，从今天开始，下午去攸县县城转一转，看看城市规划、道路交通、治安管理、商业发展情况如何，城里排水系统做的如何，防火意识怎样等。

这时候县城的作用主要是充当政治中心、军事堡垒，连成片的可耕种土地并不多。城里住的大多是能够脱离农业生产的人，比如商人、官员、地主、士兵、手工业者等，也有些日常住在城里、农时出城劳作的农人，但是占比不多。

县里大部分耕地和人口都分布在县城之外，以乡、亭、里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乡里的就最高行政长官叫有秩，相当于现在的镇长，总揽乡里一切行政事务。三老负责教化，游缴负责维持治安，还有乡佐作为文员，协助工作，进行收税。

里是当时地方治理的基层单元，最高长官里正相当于一村村长。里正不是国家正式官员，而是根据名望辈分、财产情况等由地方自行推举的。

而亭则不同，亭不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层级，而是一个治安管理机构，定位像今天的派出所，负责巡查乡里、抓捕盗贼、维持治安。每个亭设一位亭长，算是县里选拔的小官，汉高祖刘邦曾经就担任过亭长的职位。

所以说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最多只能到县，再往下的乡、亭、里这些基层治理组织，就不是下派官员能解决的了。他们高度依赖宗族势力，张姓住一起，李姓住一起，要想对这些抱团住在一起的农人进行精细化管理，花费的时间精力都是巨大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负担不起。

乡里的主要官员由县政府委任，是当地有名望的宗族长辈或者有能力的读书人，能让他手下的这些自家人听话，依靠宗族自治管理地方。

这也导致这时候的里正定位相比于“村长”，其实更偏向于“族长”，在里中说话比县官都好用。

后世广为流传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就是这个逻辑。

这个时候乡绅还不叫乡绅，地方自治的权力掌握在豪强手里。豪强士族们也是以家族为单位抱在一起，他们掌握的土地越多，家族越鼎盛，在地方自治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因而逐渐架空了中央。

和明清乡绅不同的是，豪强士族不仅可以依靠宗族、伦理、文化治理基层，能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获得政治权利，还能在治理范围内修建坞堡，拥有地方军事权。这样集宗族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地方结构，本就是极度不正常的。

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权利博弈的主线有两个，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央和地方的斗争。皇相斗争属于中央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什么设议事协商机构、以小制大、以近制远、宦官外戚、废除丞相制度等等，都是皇帝和大臣们争夺政治权力的结果。

但中央和地方的斗争，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势力的斗争，关乎政令是否通达、地方是否稳定、是否有武装发动政变的概率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豪强乡绅自治，隐瞒税务人口，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地方武装势力膨胀，形成割据。东汉末年诸侯并立、唐末的节度使、明朝的江南士绅集团等，都是地方抵抗中央的表现。

现在来看，东汉末年战火纷乱，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豪强势力急剧膨胀，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士族”，但是还没有到垄断社会一切资源的“门阀”的地步。

荆州相对安逸，县政府对地方的管控力还没有脱节太多。地方势力过得滋润，也没有造反抵抗的动力，顶多就是藏藏人口，少交点税，官府来人查田亩的时候不配合之类，倒是没有带来太大的麻烦。

相比较来说，扬州那边的地方豪强势力比荆州强硬得多。孙权上位为了巩固局势，把军事权力正式下放给了地方豪族，军队实行部曲制，豪族带着自己拉出的族人、佃户、山里抓来的山越人来到孙权手下当军事统帅，打得好就给你更多权力，打不好把部曲都打残了我也没办法，回家种地去吧。

扬州豪强都有自己正儿八经的军队体系，打仗的时候跟随孙权出征，不打仗的时候就窝在家里兼并土地、垄断官职，更是快哉快哉。

刘表上任，重用蔡家、蒯家等豪强士族的同时，保持住了最后的底线。你可以当大将军，军事权归你调动，但不能把荆州的兵都变成你的囊中之物。同时他大搞制衡，得让这些士族相互斗起来，不能让他们利益完全一致，大族们站在一起团结相拥，倒霉的是谁就不好说了。

而且刘表单骑入荆州的时候，已经处理掉了一大批豪强势力。他采纳蒯良的建议，邀请整个荆州势力最大的五十五个豪强参加宴会，在门外埋伏刀斧手，豪强们落座吃饭的时候被刘表下令砍死，自此荆州的小型地方豪强势力大减。

他又重用襄阳的大士族蔡家和蒯家平定动乱，这个过程中蔡蒯势力迅速膨胀，裹挟了刘表的政权。

所以荆州情况其实并不算坏。如果把荆州比做一个小朝廷，那么现在刘表代表的皇权被襄阳士族代表的相权压制得死死的，但是地方小型豪强不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那么失灵。

这些在刘表手下任职的大姓豪族，既属于相权，又属于地方势力。由于主权和治权相分离的封建王朝治理关系，这些人也意识不到自己身份的矛盾性和二重性。

你属于中央政府的相权，就要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属于地方势力，就有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向。要是一个势力既属于强大的中央又属于强大的地方，那么毋庸置疑，这是个地方自治的割据势力。

蔡蒯家族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们正在做的，是瓜分荆州，像刘表在东汉土地上割据一样，成为在刘表土地上割据的一支强大势力。

不过后面面对曹操这样的强敌，审时度势的襄阳士族立刻放弃了在刘表政权的地位，投降曹操，选择保留了地方豪强的身份。

高式现在想的，就是借着皇权打压相权、刘表对付襄阳士族的幌子，制订一套新的能压住地方势力的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把地方坐大的畸形趋势扭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