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章（第2页）

大宋境内的这些流浪艺人不用多说。

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就被大宋朝廷收编了，他们所传播的时事实际上都是大宋宣传部编的。

——没被宣传部收编的艺人演绎的节目，也必须得由宣传部审核。要是有艺人演绎的内容，没有经过大宋宣传部的审核，那他们可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当然，对这些流浪艺人来说，这可不全是坏事，要知道，只要是被宣传部收编的流浪艺人，他们只要是按照宣传部的搞宣传，朝廷就会给他们发一份额外的“工资”，而且朝廷又不收取他们自己赚的钱，让他们的生活优渥于普通人。

如此，这些流浪艺人又何乐而不为？

那些没被宣传部收编的流浪艺人，也可以主动去大宋的各级宣传部参加考核，只要他们有一定的才能，宣传部就会把他们收编了。

此次大宋西征，就带来了大量宣传部收编的流浪艺人，让他们去打宣传战。

不过，这些大宋的流浪艺人所演绎的节目，在中亚这里肯定有些“水土不服”，至少短时间内是这样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宋的宣传部直接收编中亚这里的“流浪艺人”。

他们就是阿肯和达斯特加尔。

前者是哈萨克-吉尔吉斯一带的“流浪艺人”，他们弹冬不拉唱史诗或者时事，走草原部落传消息；

后者则是波斯-中亚一带的“流浪艺人”，讲史说唱，穿梭城邦驿站传军政民情。

他们也会把部落冲突、城池易主编成唱段，受众是牧民、市井百姓。

此外，还有胡商艺人+粟特行吟人，他们以卖艺为掩护，串联中亚与西域、中原，传远途消息。

他们这些人常在市集、驿站、部落聚会表演，是中亚民间信息枢纽，比官方驿传覆盖更广。

大宋在西征之前，就已经开始招揽这些阿肯、达斯特加尔、胡商艺人、粟特行吟人，甚至是西方的游吟诗人，给他们丰厚的收入养着他们，教导他们大宋想让他们宣传的节目。

在大宋打进中亚了之后，更是在第一时间招揽这些阿肯、达斯特加尔、胡商艺人、粟特行吟人，将他们编入大宋的宣传部，让他们帮大宋打宣传战。

这次，这些阿肯、达斯特加尔、胡商艺人、粟特行吟人就在大肆宣传，葛逻禄归降西喀喇汗王朝后，受其封爵、占其牧地，却在西喀喇汗国危难之际，勾结大宋瓜分疆域，致使西喀喇汗国灭亡，王室贵族尽数被大宋俘虏，国土崩裂。

大宋的檄文和宣传部又同时发力，表示：如今大宋挥师中亚，平定乱局、使这里重归安宁，葛逻禄却不思感恩，反倒趁大宋封国新立、根基未稳之时，暗中联络康里，互通消息、互赠军械，意图里应外合，颠覆大宋的一众诸侯国，重现当年背叛旧主、割据一方的野心。

不论是大宋的檄文，还是这些流浪艺人所演绎的节目当中，都附上了葛逻禄与康里往来的密信内容，以及大宋截获的军械印记、商队所见其部落集结的证词。

这桩桩件件皆有实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绝非空穴来风。

大宋一方又令投效大宋的封国官吏、粟特商团、归降的喀喇汗遗臣四处散播葛逻禄的种种劣迹，让这些罪状在七河流域、河中地区家喻户晓。

如此一来，葛逻禄便从“大宋功臣”沦为“中亚逆贼”，大宋征讨之举，也从“卸磨杀驴”变成“替天行道”。

与此同时，赵俣又重赏了同样帮大宋攻打西喀喇汗国的拔汗那部落的贵族，并以其先祖在大唐与阿拔斯王朝交战时始终站在大唐一方为由，赏赐给他们了一大块非常肥沃的草地，并承诺，只要他们再立大功，会赏赐给他们一块封地。

中亚诸蕃见此，自会明白大宋并非薄待功臣，而是严惩叛逆。

那些原本心存疑虑的部落，也会因葛逻禄的过往劣迹而心生忌惮，而理解大宋的做法。

那些本就依附大宋的势力，会更加坚定归心，主动提供粮草、情报，助大宋平叛。

即便是想要跟大宋斗的康里、嚈哒等部，见大宋师出有名、舆论沸腾，也不敢贸然插手，反倒会与葛逻禄划清界限，避免被牵连问罪。

于大宋西征而言，这更是事半功倍的铺垫。

这既肃清了后方隐患，又借讨逆之举立威中亚，向沿途诸国宣告：大宋善待顺服者，严惩叛逆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一切顺利，后续大宋大军西进，面对大食、钦察等强敌，中亚诸部必会望风归降、不敢作祟，粮草补给、要道通行皆无阻碍。

而葛逻禄部众，在舆论围剿与军事压力双重打击下，内部必生分裂，部分部落会因惧怕大宋天威而主动投诚，顽抗者也会因失去外援、民心尽失而势单力薄，大宋便能以最小的代价平定内乱，集中全部精力推进西征大业，真正实现“名正言顺除内患，威德远播拓西疆”。

总之，大宋唯有先占住舆论先机，抹去“卸磨杀驴”的污名，安抚中亚诸蕃之心，才能在不动摇西征根基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清剿葛逻禄，既除内患，又立大宋威德，为后续西征扫平藩属之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