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附录（第3页）

这部分我无资格多说，事实上我在二〇〇一年以邱妙津自杀为对象，意图展开“小说之于自杀之黑洞的辩证”的作品《遗悲怀》，在当时激怒台湾许多女同志社群。即因我作为现实里“正常世界”的男异性恋者，我想撬开那遗书裹胁，将所有生之意义吞噬而去的死亡锁柜。

有一次和梁文道先生聊到“中国小说中的‘青年性’”，我如同梦游般地在脑中穿过那些鲁迅酒楼上、张爱玲黯黑大宅里（充满老妈妈们耳语的，影影幢幢，家族如今猥亵破败的昔日荣光，鸦片膏或堂子继母身上的腻香）、沈从文的河流运镜，或郁达夫的性的南方郁疾……我说：我感觉中国小说里没有“青年的形象”；只有老人和小孩、特别是小孩，全是一些把头埋在自己怀里，蜷缩成一团的，卵壳里的“少年”（或“孩童”）形象，还来不及孵化便孱弱地死了。

梁文道君指出我这印象派式的谬误，他举证了许多共和国经典小说的“青年形象”，譬如伤痕文学及寻根派里那些青年。

小孩。侏儒。恶童或痴儿。（譬如莫言的《蛙》和《生死疲劳》这样的时空巨幅展演“流浪汉传奇”，如葛拉斯的《铁皮鼓》、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鲁西迪的《最后一个摩西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匈牙利女作家雅哥塔·克里斯托弗的《恶童三部曲》。）一种灵魂尚未完全坐落进整幅“某个时代全景疯狂”的成人群体中的孩童观看之眼。

其实我想到的是，在台湾，非常迷惑的，回首才发现的，九〇年代，我同辈一整批的创作同伴。譬如邱妙津（她的第一本小说是近乎习作的《鬼的狂欢》），或是几年后走上自死之路的袁哲生与黄国峻。

袁哲生的成名作包括《送行》（在火车到达月台时车厢内几组人物的并不形成“故事”必然性的近乎炭笔素描）、《秀才的手表》。黄国峻（黄春明先生的二公子），则是像法国新小说，一个房间密室里空镜头的堆栈书柜、窗帘或玻璃的光彩稀薄的人物的回忆碎片。一种黏着在客物上的忧悒、尖叫前的寂静而非任何叙事者的心理分析式陈述。

或是香港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他是在台湾的文学奖夺奖而引起注视），叙事声音的阴性性别乃至人格分裂，背景延展一种人类历史已远离的“物种起源”的异质、淡漠“女孩脱离父系秩序（社会伦理的性别暴力）漂浮成独立的阴性文明史”。赖香吟的《雾中风景》，受创的画面，安哲罗浦洛斯式的，人在其中何其渺小的孤寂荒原。最后一个说话者，或是马华小说代表人物黄锦树的《鱼骸》（其实他要到几年后的《刻背》这部骇人的小说才真正处理，“一部离散的南方华人流浪者之歌：文体即魂体”，一如犹太人上千年的意第绪秘传怪诞，要求后辈记得的“时间意义上已灭族”，无文学史可框格摆放的，背了太多代故事的少年）。

或是我在二十五六岁间的处女作《手枪王》里的一些被贴上“后设小说”的，面目模糊、流离失所、断肢残骸的变态少年。

还有成英姝的《公主彻夜未眠》，里头那些在不同短篇章节，如在一个共同梦境迷宫不同房间各自游晃，偶遇时不知前头什么事已发生过的贝克特式人物。或是颜忠贤的《老天使俱乐部》，不是《哈札尔辞典》体，不是昆德拉的“误解小辞典”，而是像编纂一本虚空中不存在的“老天使学”（在还没有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年代之前），他使用这样像一本一人杂志不同作者（建筑师、伪电影导演、伪诗人、伪记者……）以唐卡形式层层编织这样一本“老天使们的前传”。

那于我是一个，同伴们（大约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岁）如整群白鸟在一种对小说冒险充满远眺激情的于蓝天飞翔的整幅记忆画面。我们后来被称为“内向世代”。似乎这批台湾六〇后的年轻小说家群，在政治解严、文化的现实位标因媒体开放，因汹涌窜出的专家语言而立体纵深。年轻的小说家们已到了台湾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第三代了（在我们前代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张贵兴、李渝、舞鹤……），他们的作品，似乎已将中文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推到一个成熟且贪婪连接上卡尔维诺、波赫士、艾可……这些如万花筒如迷宫，小说如连接世界不同语境之观看方法论的“大航海时代”，你可以透过小说的虚构、赋格、飞行设计图或类似一座大教堂的繁丽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类心灵海洋的任何百慕达，捕捞任何一迷踪、裹胁了神秘、失落存在意义的白鲸。

问题是，回头观看当时的我们，这批处于九〇年代台湾六〇后的年轻小说家群，你会发现，他们动员了更精微的显影术，更微物之神的静室里的时光踟蹰、更敏感的纤毛和触须……却都像是如此专注却又无能为力地想探勘“我是谁”——那个大历史图卷已无法激起说故事热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规管的医学院实验课的鸽子。那样的自画像，通常已是一张残缺的脸。

这是我在时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间读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书，或仅仅再复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非常恐惧那样如极限光焰将一切黯灭的黑暗般，全吞噬进一“遗书”（遗体）的诗语言的辉煌和表面上的惊骇与肃穆。事实上，从邱妙津开始，到黄国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鸟的陨灭，他们以自杀裹胁而去的巨大冰冷、空无之感，在事件刚发生如此贴近的我那一辈刚要跨过三十岁，将小说作为辩证世界、其命运交织、杂驳无限本质的“方法论”（卡尔维诺所言），他们确实强迫我们将正活着（且其实才刚要进入创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时期）的时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须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地，卑微地活着，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观察其时黄金誓盟之爱如何腐蚀；持续的衰老，进入一种社会网络的男女关系、经济关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医疗体系的死生关系。那似乎取消了（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必须有足够时间展辐以理解、观看，才得以百感交集体会的“全景幻灯”：文明如何堕坏、人类存在处境有时可以流放在怎样野蛮不幸之境；或如库切的《屈辱》或纳博可夫，那极限光焰，光黯灭前必须去交换的，时光烂叶堆中，你屈辱活着的时光。

也许，这样的一本遗书，它或如顾城（《英儿》），或是三岛，是某个辉煌心智激情，如一座以将之存有消灭为交换，使之强光爆闪（我们脑额叶中永远的印记？）的“宇宙精神之预言”（譬如火烧金阁）那样永远放逐时光之外的坛城？

时隔近二十年，我重读《蒙马特遗书》，还是每一小章皆无法卒读，巨大悲伤充满胸臆。我还是不断为她那私密（但其实是作为一“预知死亡纪事”的，如太宰治《人间失格》，如齐克果《诱惑者日记》，有一想象性“小说读者”如你我的“遗书”——它不是一严格要求烧毁，而是在一死之换日线的默许下将被出版的创作）的冥想、“命运之奥秘”，关于“灵魂”、关于“被爱欲”、关于“玷污”、关于“背叛”……我仍旧在掩卷之余，心绪翻涌，脑海和虚空中的，似乎永恒停在二十六岁的这位作者，进行一种死神笔记本式、误解小辞典式、赫拉克利特河床式的喃喃自语辩证……

《蒙马特遗书》确实像一枚被这位有着灵魂核子当量的女同作家封印如Inception（《盗梦空间》）或《源代码》这两部借用量子宇宙（或波赫士擅长的《环墟》或《歧路花园》）那样一颗“微型黑洞炸弹”（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发明）：你一开启它，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真实语境里（一九九六年的台北，或二〇一二年的北京，或你是不是拉子？或你置身在跟书中世界何其遥远的共和国话语、微博话语），它都能逼使你原本立身其中的这无比真实的世界，被她的黄金纯粹的这样“爱”的高贵绝望铭刻字句（或朝向这种高贵天空之城、踮起脚尖、扑打翅翼、渴欲升空的姿势），将你的真实时间液化、整片萎白死灰，成为丑瘪皮囊，成为飓风中整条街皆粉碎的马康多镇。那似乎像一不断重返“死亡之前最后时刻”的回路。你不断重新鉴视、查看那死亡密室的“箱里的造景”，“到底怎么回事？”坏毁的脸是在怎样的“爱的强大描述之光照”下，一笔一笔刷上阴影？那将使我们合上书后，恐惧、哆嗦、心脏宛如宇宙瞬爆，哀悯、净化，甚至羞愧。不是为多年前她早已发生的这个“自杀——遗书”的陨灭与存有的白银坛城，而是为我们没有对抗虚无、对抗媚俗，不愿意在屈辱和剥夺后相信自己是不该被羞辱和剥夺的，在浑浑噩噩的时光泥河中这样继续活着。

刹那时光

陈雪

一九九五年六月那一日，是台湾常见的燠热潮湿夏日，我睡得迟醒得晚，梦中接到台北朋友的电话，告知我台湾作家邱妙津二十五日在法国巴黎自杀。挂上电话，如梦未醒，又躲回被窝，却冷得发抖，我起身，在屋里乱转，我想打电话给谁，但没有对象可以诉说这事于我的震撼，我也没弄懂自己被什么撼动了，二十五岁的我，二十六岁的她，素未谋面，一个在台湾，一个在法国，且已处在生与死的两端，毫无联系。

我与邱妙津不认识，只因为某个朋友重叠而提早得知这消息，当时她于我只是一个年龄相近却比我早慧许多的作家，并不知道她自杀的种种因由。我正在准备自己第一本小说的出版事宜，才刚踏入台湾文坛与同志圈，初接触“同志”“酷儿”“性别运动”，彩虹旗帜飘飘，天上翻飞的都是名词。

邱妙津生前勤于创作，著作却在死后才引起广泛讨论，但她是早熟的天才型作家，在台大求学期间已经头角峥嵘，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鬼的狂欢》，她拍短片，写剧本，寻求一切创作可能，一九九四年出版后来被当作女同志文学经典的《鳄鱼手记》，她大我一岁，我们都是双子座，她先我后生日差别不到十日。但我没见过她，我的脚步总是慢了一点，她自杀那年九月我才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恶女书》，因为小说内容涉及女女情欲，书籍被封上胶膜，贴着“十八岁以下禁止阅读”的警语贴纸，一出版就引发争议，我因此结识许多当时台湾最前卫、聪敏、优秀的性别运动者、学者、作家、艺术家，一脚跨进“同志”的世界，进入了“运动现场”。

一九九六年五月，邱妙津的遗作《蒙马特遗书》出版，长期高居书店畅销排行榜前几名，那时无论在同志圈或文学界，她已是传奇人物。从第一本小说到后来陆续出版的作品，她最常见的照片，可能拍摄于就读台湾大学时期，小麦肤色发亮，一双滴溜眼睛灵动，穿着牛仔外套，小男孩似的神情。《蒙马特遗书》初次问世的封面上有着她略微左侧半身的近照，或许拍摄于巴黎，厚黑过耳短发，流海稳妥梳开，金框眼镜，身着暗色大衣，仿佛正在逐渐迈向成人世界的边缘，仍感到跻身的疼痛，镜片后的眼神眺望远方。二十六岁最后身影。

一九九六、九七、九八年，是同志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好时代，是“那些花儿们奔挤簇拥，争奇斗艳，众声喧哗的现场”，我常纳闷或怀疑邱妙津就在场，在那彩色人龙里，数十人或数百人，从她生前就读的台湾大学正门口出发，一次又一次地上街游行，那时活动强调的是“现声身就是力量”，都还不是后来真正如嘉年华的数万人同志大游行，而是像打游击战，是由各地的学校与民间社团组成，以抗议各种“歧视事件”组织成的游行，学生们自发组织读书会，办演讲，搞座谈，那时大家会拼命翻译、设法出版欧美超前二十年的性别运动理论，各种影展里凡与同志相关的电影都引发热烈讨论，学生或创作者或评论家群聚，我曾参与或旁观过许多次。那时，台湾社会各界涌动着一股蓄势待发的气氛，处在一种“战斗状态”，上街的人们仍犹豫在“曝光”“现身”的各种复杂压力与思维里，有人会选择戴上嘉年华的面具，无论是塑料制只露出眼洞如《歌剧魅影》的纯白全脸面具，或者威尼斯风格只强调眼睛部分，手拿或头戴，蝴蝶形状，饰以羽毛、水钻、珠串、彩绘的半脸面具。

那些年我常巡回各地大学校园演讲，参与各种正式成立或私下聚会的社团活动，在无数次演讲座谈会上，谈论我自己的小说或者，关于酷儿与同志。我们讨论着“性别认同”“T婆问题”“出柜与否”“同志人权”，一场又一场的活动里，从性别政治、身份认同、情欲流动，讨论到家庭处境、社会位置，台下总是坐着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家的言谈之间还充满我一知半解的名词与术语。我是个乡下女孩，小说里描绘的女同志情欲多半出于幻想，我甚至是在《恶女书》出版后才正式交往了第一个女朋友，我的身份认同，对同志世界的理解，其实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现场演习”所得。那时我常想，如果邱妙津还活着呢？就差了一年不到啊，她预言般写出的那些问题，透过“鳄鱼”这一形象清晰传达的同志处境的艰难与苦谬，仿佛该是她坐在那些演讲台上热烈地与台下的学生讨论，我想她会比我更懂得那些外文翻译来的名词，更懂得那些需要大量时间消化的文化背景，而且，她才是真正创造了“拉子”“鳄鱼”这些深刻影响女同志文化，并且使它们直接变成“新名词”的人。她的作品被大家传颂、引用、讨论、研究，她的生平、事迹甚至她阅读欣赏的小说、作家、电影导演，所有一切都成为女同志世界里一座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眺望的高山，成为那一代文艺青年效仿参照的对象，甚至有人直接就说，“邱妙津是我的神”。一九九七年，在一个同志团体举办的“同志梦幻情人票选活动”中，她甚至打败了所有还在世的影视明星，得到票选第一名。

但她从来不是我的神，而更像是一名未曾谋面的同伴，尽管我们并不相识。她从不知道我。

真正触动我的，一直不是邱妙津的读者反复追颂的那些“圣徒的事迹”“爱的箴言”，而是她留下的“追问”。《蒙马特遗书》是一本“遗书”，却成了活着的青年们心中的“经典”，一本悲伤至极的爱的“圣经”，她企图以死亡封印住的是一份“黄金盟誓”“永恒之爱”，但能够以“死”封箴至爱吗？那空缺的三书，“黑暗的结婚时代”“甜蜜的恋爱时代”“金黄的盟誓时代”，像三个巨大的问号，留给读者的不只是揣测真相的悬念，更像是对自己终极的追问。

当时啊，我们都还不懂得爱情的凶险困难，当时，年少的我们，光仅只是理解自己是如何的一种存在，为何总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们的爱欲对象、身体形状、性别气质似乎仍在浮动且朦胧变化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爱的疼痛与其巨大的影响，太多太多疑问在我们心中，无论作为一个拉子，或一个创作者，或仅仅是一个正在“爱”的个体，这一切都太复杂太艰难了。

然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爱情必须以死来保存的，邱妙津死亡之前所看见的究竟是如何的最后风景？“死亡”这件事真实地发生了，无论书中或人们口中如何描绘历历，我如何在阅读过程里几度感觉到“这次她真的会死”，那如缠遂不去的鬼魅漂浮在整本书的无论欢喜悲伤愤怒的每一段落里，随着年岁增长，偶尔翻开，我仍会为作为一个阅读者你亲眼看见了那无可挽救的结局仿佛在开头已经预言而悲愤。死亡是什么？那从百花盛开的草原越过，是一片荒漠，然后，是尽头了，一切无法挽回，时间静止了，你喊她，她越过尽头的尽头，那里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选择的路径，后人无法从这本遗书里完整追溯。

如今我四十二岁了，那繁花盛放，痛并快乐着充满斗志运动的美好时代已经随着社会氛围变迁，进入了更为繁复的“后同志运动时代”，邱妙津永远停留在二十六岁，而我们活下来的人逐渐老去。死者永远年轻，生者持续思索，邱妙津追随者众，但就我所知鲜少人因此效尤，走向死境，人们思索着她提出关于爱的各种追问，继续活着。

我时常想象倘若她活到了现在，亲眼目睹了她笔下的拉子、鳄鱼蜕去乔装，大步上街，看见那曾经“充满伤害的世界”一年一年爆炸性的变化，我不确知这逐渐演变的世界是否会使她感到舒适，是否会是她喜爱而选择继续活下去的世界。邱妙津短暂的生命充满火山般的魔力与烟花的灿烂，但我以中年的心智再度重读《蒙马特遗书》，过程里我想起一九九八年冬天在香港第二届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男女同志以各种困难曲折的交通方式到达香港，群聚在大屿山的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五天四夜的活动，密密麻麻的座谈会与演讲。第一天的晚会上，有个贵州来的阿姨（她大约就是我现在的年龄）举手发言，她几乎是颤抖着以含泪的声音激动而口齿不清地说话，说她如何辗转得知活动，如何凑足旅费，隐瞒家人，排除万难，历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看见大家，我非常感动”，她泣不成声。我想她没有读过邱妙津的作品，也没有看过我写的任何一行字，但我看见她，穿着陈旧的衣服，就像是从某一农村里走出来的大婶。当年我没有能理解她言语中的激动，而今回想，那个简陋的活动中心，想必就是她眼中的乌托邦，而她那跋涉万里追寻同伴的动作，充满了生命力。

人们崇拜一个死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无论对于作者或读者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有如此的灵魂存在，世界真美，我更舍不得死了。”但愿这会是大家读完《蒙马特遗书》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