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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都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因为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在即，作为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职位的人的老师，高拱进入内阁，势所必然。徐阶稍微提前一点行动，自然可以示恩于高拱。

但是，徐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拱并未因徐阶有举荐之恩就甘心当他的马仔儿，于是，不久他和徐阶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仅仅一年时间，高拱被徐阶用计驱逐。

又过了近三年，在张居正的斡旋下，高拱复出。隆庆五年，李春芳下台，高拱接任首相。

实际上高拱在内阁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担任首相也才仅仅一年。但是，他初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不期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大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高拱是主张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一位叫牟钟鉴的学者研究了高拱的大量著作后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研究张居正并对他评价甚高的专家韦先生也由衷地说，他对牟先生的“此一论断，深有同感。”

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地位言，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思想解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与时俱进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高拱是主张改革的。韦先生概括说，高拱“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而他的改革思想，就其内涵或者说走向来说，清末以前的传统社会的所有改革家都达不到，这就是“公开性”和制度建设。

就以干部制度来说，在他短暂的任内，对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而其主导思想就是“公开”。高拱认为“至公”是真理，“公”才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要“公”，就要“开”，即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过去，吏部任用干部，只是部长和司长私下研究敲定，十分隐秘。高拱说，这样做，“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每当需要任命干部，就命人当众打开所有名单，大家发表意见，就是部长本人“欲有所私而不能”。而且，凡是职位空缺的，都要在机关外面公告之，使大家都看到，以广泛推荐并监督补缺人选。

高拱还特别注重制度化，在他主政的吏部，短时间内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

高拱是主张开放的。在高拱主政的短暂时期里，就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对高拱的主张予以抵制。他们说开海运风险太大，如果海运能够搞，祖宗都是傻瓜吗，他们为什么不搞？

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针对高拱强力推行开海运的做法，他给朋友写信说，“仆犹虑（我还担心）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什么呢？那就是担忧闭关锁国的国策被打破！

这不是杞人忧天。

高拱实际上有这样的主张。不仅要开海运，还要开国门，实行海外贸易！他清楚地说过，东南沿海倭寇之患，实际上真正的日本人不多，绝大多数的所谓倭寇都是中国的海商，被海禁政策所逼迫，只能“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如果允许商人自由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一方面繁荣工商，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倭患的治本之策。

专家韦先生也认为，按照开海运的政策运行下去，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那整个局面都有可能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