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蜗牛生存哲学 1（第2页）
父亲脸一沉，道：“为父晓得，你对养实的关照不以为然。岂止养实？游七说了，连严阁老都恩准你驰驿，你还是坚持要雇车。到得江陵，养实邀你至馆驿，你又说非公干不敢受此礼遇！莫以为这就是清高，”父亲加重了语气，“那是不近人情！我中华是礼仪之邦，礼仪者何？礼仪就是人情！循法度、守纲纪固然是读书人的本分，可人之为人，做人做事，离不开一个情理。先情理而后有法理，若只重法理而不顾情理，则人无以立其足矣！”
父亲的话，我不能辩驳，也难以辩驳。
第二天，合城的官员，荆州的绅矜，拿着手本、名帖，封送丧仪。当年祖父冤死于辽王虐酒，却未曾见彼等如此热心，何谈“人情”？除了官绅，又有四邻八舍、三亲六故，也都纷纷上门，借吊丧之机，这一家的官司、那一家的纷扰，县衙谋差事的、冤狱想昭雪的，足足有几十桩，要我在知县那里疏通。我未置可否，他们又都跑到父亲面前求情。
“未必非要叔大出面，”父亲慨然应允，“我给养实说说，照样行得！”
晚上，殷正茂便服来访。一见面，父亲就把一大堆要殷正茂办的事，说给殷正茂听。
“请老封翁静候佳音，凡是晚生管辖范围内之事，皆可办！”殷正茂满口应承，又转向随从书办，“老封翁所嘱，一一记下，桩桩落实。”
父亲向我递了递眼色，我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多谢年兄照应。”
“理当如此！”殷正茂慷慨大度地说。
殷正茂摒退随从，很郑重地说：“叔大，回到江陵，当立即拜访辽王才是。”
“辽王！可恶！”父亲恨恨地说，“无视法纪，侵占民田、强夺民女、为非作歹、僭侈**，**酗暴横！辽王府修建斋醮殿、望京殿，招徕一批道士，整日招摇过市，把个江陵城搞得乌烟瘴气！霸占民田、残害百姓，官府避之唯恐不及，百姓求告无门！真不知道天理何在啊！”
“老封翁——”殷正茂压低声音，说，“江陵百姓以为辽王恶，圣上却以为辽王忠。圣上好祥瑞，辽王就时不时献祥瑞；圣上喜斋醮，他就建斋醮宫，招集术士，贡献青词，龙颜大悦啊！”他以手挡在嘴边，对着我说，“叔大可知，正甫所为何来？”
“我也正要询及，”我说，因为隐约感到与辽王有涉，口气就显得颇是不屑，“殷正甫来江陵有何公干？”
“朝廷诏封辽王，”殷正茂颇是诡秘地说，“圣上诏封辽王为‘清微忠教真人’，并钦题“贤王”金字，特委正甫携金玉印玺前来册封！”
简直荒唐之至！但我不能说出口，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听正甫颇为自豪地讲，因撰写《历代海禁考》而获圣上嘉许，经袁炜荐引，谋得此次江陵之行。也是，翰林院清水衙门，靠那些碎银子，不说杯水车薪，也是捉襟见肘，钻谋奉旨外出，倒也可以理解。”殷正茂以为我对殷世儋谋得此差有些嫉妒，解释说。
我担心自己忍耐不住，会说出大不敬的话来，只得摇摇手，结束了交谈。
半个月后，妻子顾氏的一应丧葬都打理完毕，我到县衙向殷正茂辞行。寒暄毕，我以坦诚的口气说：“养实兄，请你赐教于愚弟，朝廷三令五申，究为何故，摊派之风却难以遏制，甚至有增无减？”
殷正茂不以为然地说：“照愚弟之体认，朝廷的诏旨，多半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未必是真的能够照着做的。”
如此奇谈怪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禁露出惊讶的神情。
“朝廷的政令诏旨，”殷正茂解释说，“与其说是饬令，莫如说是对有司的批评。煌煌文告，看似严肃，禁止如何如何，不准如何如何，应当如何如何，必须如何如何，但仔细分析起来，表达出的无非是一种愿景而已，实际上连朝廷也不相信都能够照着做的。该说的说了，至于下边如何做，那就另当别论，反正，只要别弄出乱子来，影响大局，也就万事大吉了。”
“可禁止摊派之诏，出自高中玄之手，并非只是说教。”我无力地辩驳了一句。
“那又如何？”殷正茂振振有辞，“年兄，实话说，倘若事事按照朝廷的诏旨做，那真就是事事行不通。就说出自高拱之手的诏书，是说严禁乱摊派、乱收费；可是，紧接着，又有一道诏书，为庆贺当今圣上登极三十周年，京师重修乾清宫、文华殿，西苑要重修仁寿宫、五福殿、百禄宫，新建省耕亭、省敛亭；还令各级衙门整修衙署，以昭英主励精图治、开创太平盛世之功。为此，开征‘大木费’！若是叔大坐在县官的位置，该如何办呢？”
“以养实之见，弊政之源，皆在朝廷？”我半是质问、半是解嘲。
“不瞒年兄说，”殷正茂诚恳道，“朝野士林，说到弊政，总是归诸府县，更有县官是行贿首领之说，我等做县官的，有苦难言甚矣！”殷正茂感慨说：“县官不是读书人出身？几个没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谁人没有做清官的愿望？可是，”殷正茂长叹一声，“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款待，晋级考察、上京朝觐，也要花银子，无处不用钱，就靠那点俸禄，能支应得了吗？”说着，殷正茂变得忿忿不平起来，“照圣贤的说教，似乎官比民有德行，所以官府要教化百姓；大官比小官有德行，所以大官要训导小官，殊不知，上梁不正下梁歪，哪一样毛病，不是上边教出来、带出来、逼出来的？”
殷正茂对官场的体认，与当年巡抚顾大人所言，如出一辙。看来，非个例，是普遍如此。既然普遍如此，靠一两个能员廉吏，如何能改变得了？
“只能沉默吗？”我问自己。江陵之行，耳闻目睹的，皆是纲纪松弛、官场腐败、民生凋敝之状，令人忧心如焚。
“湖广各级官员，居然没有人站出来弹劾辽王！回京后，我要上疏参揭！”临别前的晚上，我突然对家人说。其实这并非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痛恨辽王，但并没有弹劾他的打算，在我看来，这是孤注一掷、轻**战的鲁莽之举，我是不可能率性为之的。实际上在我回乡的第二天，就和殷正茂一起，拜谒了辽王，后来又曾两度拜谒他，还和他唱和了几首诗作。我之所以说出弹劾辽王的话，是想试探一下，假若回京后我要有所举动，家人会有甚样的反应。
“什么？！”父亲听到我的话，“腾”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弹劾辽王？想都莫想！你有今日之地步，容易吗？你眼下还只是个清华翰林，出什么风头？万一惹了麻烦，该如何收场？！”
一家人都急忙附和，大半夜的光阴，都在这不厌其烦的规劝中流逝，而结论只有一个，家里之所以得到知县的如此照应，还是因为我有前程；所以，我唯一的使命就是奔前程。
我想发火，可又找不到理由。父亲教训我的话，没有几句让我感到心悦诚服，甚至总有种隐隐的不快感觉。但那些话错了吗？又几乎没有哪一句是错的，因为，那些话表达的是人之常情，透露出的是人情世故。
谁能说符合人之常情、遵循人情世故的说法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