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2页）

戴胄认为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指出：“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说，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会废国法而失“大信”。终于使理屈词穷的唐太宗收回成命，以法断流。

戴胄要唐太宗“存大信”，表明自己“不敢亏法”，其意显示君臣应当各司其职。他认为，君主尽管有生杀大权，然而凡涉刑事断案，应由“宪司所决”从而维护了司法机关独立断案的权利。

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习惯于独断独行，往往私下敕令，无视国法。因敕令也具法律效力，故造成了司法部门按律断狱的阻力。办案法司敢于秉公断案而触犯龙鳞，轻者罢官流放，重者身死族灭，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法官能否坚持依律司法，不仅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刚直不阿，而且也取决于君主的开明思想作风。贞观年间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仅是戴胄等法官严于司法的结果，而且也是唐太宗强调法官秉公执法的表现。

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从《北魏律》至《隋律》，都有处决死囚三复奏的条文。但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隋炀帝一手破坏了这条成文法，滥肆镇压：“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把杀人权下放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于是“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这就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必然加深了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

鉴于此，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就较为慎重。武德九年十一月，与群臣讨论“止盗”的办法，有些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如果照此办理，免不了造成“生杀任情”，岂非重蹈隋亡的覆辙，因此，唐太宗听了，笑他们无知，并讲了一通民之为“盗”及如何“止咨”的道理，明确表示反对“重法”。以“仁政”弥“盗”的思想，正是对隋末滥杀无辜，以致激起人民反抗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贞观元年，唐太宗郑重地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如果杀错了人，无论怎样“追悔”，都是无法起死回生。他建议：今后处决死囚，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如此，庶免冤滥”据说，至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的仅只二十九人。

正因为唐太宗对死刑的处理较为慎重，所以有时他不轻易相信大理寺的判决。有一次，他亲临大理寺召问被判死囚有无冤屈，一个被大理寺卿唐临判处死刑的囚犯“嘿而无言”;而被唐临之前的法司所判的十余个被连坐的死囚，则“称冤不已”。唐太宗感到奇怪，忙究其原因，对方答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唐太宗赞叹不已地说：“为狱固当若是。”唐太宗不仅强调三次反复查核奏请的三复奏，而且自贞观五年起还作了“二日五覆奏”的规定。

据记载，“五覆奏，自蕴古始也。”蕴古，姓张，河内相州人。武德九年十二月，张蕴古上《大宝箴》，博得唐太宗的嘉奖，被授予大理丞，即大理卿下属法官。可是，后来竟死在唐太宗的盛怒之下。事出有因。原来，贞观五年，张蕴古有个同乡，名叫李好德，因“言涉妖妄”，被捕入狱。

张蕴古为之辩护，说此人患有癫疯病，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不该惩办。唐太宗表示同意。张就把皇帝的旨意，暗中通给李好德。有人揭发张蕴古是蓄意包庇，唐太宗大怒不已，下令把张蕴古斩首于长安东市。平心而论，从法律上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构成死罪。怒杀张蕴古，显然是一桩错案。

不久，唐太宗“追悔”了，深感自己办错了。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臣们说：对于张蕴古，“若据常律，未至极刑。”当时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处死，而诸位大臣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有关司法机关也不复核查实，这难道符合“道理”吗?因此，唐太宗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具体规定：处决死罪的，在京城里要二天内覆奏五次，其他诸州仍旧“三覆奏。”

贞观一代，是否都照此办理，很难说。但是，这样规定多少可以纠正一些冤错案件，体现了唐太宗的宽仁慎刑原则。正如李百药在《封建论》里所赞扬的：“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侧”。

死刑审批程序的完善，在《唐律》中也得到了反映。《唐律》规定“死囚覆奏报决”，《疏议》解释曰：“死罪囚，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擅自处决与批准后提前处决死囚，要受流刑与徒刑的严惩，不可谓不重。这是为了防止隋末“不待奏闻，皆斩”的弊病，本质上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对唐初统治者的威慑作用。

禁止逼供，注重求实。封建制度是制造冤狱的祸根，刑讯制度的严刑拷打又加剧了冤案的频繁出现。隋初鉴于前代“有司讯考，皆以法外”，动用种种酷刑，出现“楚毒备至，多所诬伏”的教训，曾制定限制严刑汛囚的立法条文。但隋文帝并没有依法办事，他在晚年已开始了严刑逼供：“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隋炀帝继位以后，严刑逼供更有恶性发展。

唐太宗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冤滥教训，健全了刑讯制度。贞观四年十一月，他下诏令：对“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他的意志反映在《唐律·断狱律》中，首先是提倡正常审讯，“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从而使“拷讯”局限在“反覆参验犹未能决”的一定范围之内，作为正常审讯的辅助手段。

再者，《唐律》进而对“拷讯”也作了限制：“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对“拷讯”的限制，意在约束严刑逼供；“拷满不承，取保放之”，意在防止屈打成招、酿成冤狱。此外，还规定对法官滥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惩处：“恐迫人致死者，各从过失杀人法”。这些刑律都着眼于防止逼供，它是刑讯制度上的进步表现。

魏徵进而发展了《唐律》关于刑讯制度的积极方面，强调法官忠实于刑讯的事实真相。他在著名的《理狱听谏疏》中，有一段关于“求实”与“饰实”的精彩言论。大意是说：理狱办案无例外地要根据所犯之事实来审察，凡与案情无关的不能任意牵连。一不严讯拷掠；二不旁求罪证；三不耍弄手腕。总之，“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

魏徵倡导的“求实”精神，在昏暗的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唐太宗支持下也有个别的例子。贞观初，崔仁师就是一个典型。据《旧唐书·崔仁师传》记载，当时青州发生“逆谋”事件，地方州县官吏滥事“追捕”，“犯人”个个带上“扭械”，遭到了严刑拷掠。重刑之下，谁敢不招，致使“俘囚满狱”。朝廷派崔仁师前往复查与处理。仁师到达后，一反原先地方官吏的做法，一律去掉刑具，给“犯人”饮食汤沐，“以宽慰之”。

他不搞“严讯”，而从实际材料出发，作具体分析，最后只抓了所谓“魁首”十余人，其他人通通放回家。青州“逆谋”事件的性质如何，应另作别论。这里，仅仅从审讯作风来说，崔仁师远远胜于青州的地方官员。

实行诬告反坐。诬告反坐源于秦汉刑律，此后历代相承。《唐律》卷二十三制定的“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条文，就是显著例子。《唐律》还发展了诬告反坐的量刑定罪范围，如“诸拷囚限满面不首者，反拷告人”的规定，据清末法学家薛允升考证，“即诬告反坐之办法也。”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名对原告加以量刑，使诬告者自食恶果。唐太宗为了树立社会正风，在强调诬告反坐立法的基础上，又重视诬告反坐的司法，使诉讼程序纳入正常轨道。

有一次，发生了诬告辅弼重臣的事件。贞观三年，唐太宗破格任用魏徵为秘书监，让他参与朝政。不久，有个长安县人名叫霍行斌，心怀不满，造谣言，刮阴风，上书诬蔑魏徵参与什么“谋反”。唐太宗及时地识破了这个诡计，指出：“此言大无由绪（当时口语，即端绪），不须鞠问，行斌宜附所司定罪。”

魏徵知道后，顿首拜谢。唐太宗又说：“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己，不须致谢。”的确，自玄武门事变后，魏徵归附于太宗，前后谏诤二百余事，无不忠于所事，件件合于朝廷的利益。这一切，唐太宗又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对于奉公守法的魏徵根本不用审问，而对那个诬告者则处以死刑。因为谋反者当处斩刑，诬告不实，即按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处以斩刑。

又有一次，发生了诬告军事将领的事件。贞观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军事调度，后又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当然不会偏听轻信。试想，李靖原是当年秦王李世民从斩刀下营救出来的，武德年间跟随太宗转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贞观以来，奉命捍卫边疆，威震北狄。这样久经沙场、出生入死、勋业卓著的将领，怎会谋反?为了慎重起见，唐太宗还是派了法官进行调查，“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按理应处死刑，但唐太宗考虑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减死徙边”。可是，高甑生仍不死心，托人求情，希望再予宽大处理。太宗严正指出：“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以“必不赦”的决心维护了诬告反坐的司法尊严。

唐太宗依法执行诬告反坐律，维护了他的用人唯才是举的方针。魏徵、李靖是贞观文臣武将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称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职，信用备至，遭致群小之辈的诬陷，在所难免。但能荣宠善终，殊不多见。如高颍与魏徵均为隋唐初期名相，史称魏徵“有经国之才”，高颖“有经国大才”，但两代高才名相遭遇结局却迥然而异。高颖失宠于炀帝，遭到杀身之祸，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坏。”魏徵受宠于太宗，排除诬告身死之陀，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徵说得好：“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志，诬告成风，必然使国家陷于衰败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徵、李靖等重臣名将都为谗言所伤，诬告所中，那么，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几人呢?“贞观之治”岂不付诸东流?可见，诬告反坐的司法是维护“贞观之治”的法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