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之举（第2页）
贞观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都是“开义仓赈贷”的。唐代史学家杜佑在评论“义仓”的作用时，指出：“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年间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四分之一。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籍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
首先，赎回外流人口。
史称：“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一方面，突厥内扰俘掠汉民；另一方面，汉民避乱而入北。贞观三年，张公谨建议攻取突厥时，特别提到“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见，当时在突厥的汉人数目巨大，这也是唐初户口耗减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即位初，立刻注意到归还人口问题。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作为两国交好的礼物。唐太宗尽管急需马匹、牲口；但不接受马、羊，只“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由于采取鼓励人口回流的措施，贞观三年，仅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其中，当有不少陷没突厥而归附的人。贞观四年，颉利降唐，次年四月，唐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贞观二十一年六月，因铁勒诸部内附为州县，唐太宗下诏曰：“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综上所述，前后赎回外流人口约近二百万人，这对于解决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奖励嫁婚，生育人口。
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以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作为法定的婚龄，“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凡是鳏夫、寡妇丧期已过的，“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为了保证育龄期内男女的婚配，诏令还责成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对贫乏不能嫁娶者，采取“资送”办法：“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
唐太宗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职责，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这说明唐太宗以婚数与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员，决定升降的重要依据。此外，还以物质鼓励男口的生育。如贞观三年，颁布《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规定：“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者，粟一石。”
总之，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些措施，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三百八十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净增了一百八十万户。
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三千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人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数字不详。但是，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为什么大规模地释放宫女呢?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所遂其情性。”这里，开头两句话，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最主要的原因是鉴于隋亡的教训，贯彻去奢省费的原则，反对滥用人力财力。这也正是唐太宗重农思想的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唐王朝财政匮乏，而掖廷宫人“无用者尚多”，“虚费衣食”，所以就有裁简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释放宫女“非独以省费”而已，还有“兼以息人”的目的。唐太宗在《放宫女诏》中说：“恐兹幽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罢散，归其戚属，任从婚娶。”就是让宫女返回民间，“任从婚娶”，以便建立家庭，生男育女。显然，这种做法跟奖励婚娶的指导思想相联系。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唐太宗既然以农为本，那就必然要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六百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
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此外，还制定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例如，贞观十八年，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
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百姓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下的沧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
唐太宗从各个方面推行重农政策，其结果是显见的。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与发展。正如唐太宗所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贞观时期，要扭转社会凋弊的局面、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经过多年地不倦地努力，才慢慢地呈现繁荣的景况。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徵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旧史称：“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当时山东地区尚未富庶，然而，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七年，唐太宗面对“海内康宁”的显赫政绩，回想起从前那场关于“理政得失”的辩论，风趣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话，不知会有何等的感想!历史事实证明，“败乱国家”者不是魏徵，而“不识时务”者却是封德彝。
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所谓“夜不闭户”，纯属歌功颂德之词。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哪里有睡觉不关门的呢!但是，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确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标志。
“太平盛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客观条件来说，由于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与松动，自耕农数量相对地有所增加。在空荒地大量存在和生产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中去，以自己辛勤而沉重的劳动，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这就是造成唐初封建社会“太平盛世”根本原因，充分地显示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也就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景况。从主观条件来说，唐初封建统治者主动调整了土地关系。唐太宗及其臣僚们亲眼看到了民众力量如同洪水覆没封建王朝之“舟”，看到了隋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因而带着畏惧覆舟的心情，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
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上述措施，历代封建王朝以前也曾执行，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他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以静为特征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尽管唐太宗声称什么“养百姓”、什么“唯以安养为虑”，但丝毫掩盖不了它的剥削阶级的本性。魏徵说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原来，唐初君臣们反对的是“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为的是年年有鱼罢了。
唐太宗也对大臣们说：“不敢轻用人力，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又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可见，“忧怜百姓”是要农民群众永远供封建统治者驱使，不至于反叛，从而保证地主阶级“长守富贵”。
也就是说，实行“安静”方针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保障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迷惑于唐太宗所说的“养百姓，”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把他奉为超阶级的圣君，显然是不对的。
还必须指出，“贞观之治”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太平盛世”。所谓“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等，往往是溢美之词。其实，在贞观时期里，农民群众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的。例如，贞观四年十二月，唐太宗“猎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蓝褛，遣侍中王珪赈赐贫人焉。"京畿之地，时逢丰年，农民尚且蓝褛；至于其他地区“贫人”处于如何的困境，便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唐王朝“赈恤”的记载史不绝书，足见那时绝非歌舞升平的“天堂”。
当然，揭露“贞观之治”的阶级实质，也不能得出否定“贞观之治”的结论。不能判断一下封建统治者及其政策的阶级性就算了事，还必须研究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属于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里，区别的标志在于：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如何的影响。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社会的大动乱，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而唐太宗的抚民以静，医治了社会的创伤，带来了经济的复苏，无疑地具有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