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疗养院一（第1页）

慈恩疗养院（一）

晚秋，晡时。

呜呜的西北风呼啦啦地刮着，仿佛要掀翻天地间的一切。

我开着福特轿车，正行驶在一条陡峭蜿蜒的坡道上，腐烂的枯叶在挡风玻璃前乱飞，加上浅浅的薄雾，视野不是很好。天气太冷了，尽管关着车窗、戴着皮手套，手指关节还是冻得发硬。但我可不敢放松警惕，两只手还是死死把住方向盘，生怕一不留神，让轿车偏离了道路。这里的路况我很不熟悉，地图也不曾带在身上，要是迷了路，那可就难办了。

幸而运气还不坏，沿着坡道行驶了十来分钟，我就看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慈恩疗养院。

慈恩疗养院如卧虎般伏在远处，四下是一片密密的林子，暗沉沉、静悄悄的。那是一片西洋式的暗红色的建筑群，在尖顶上还能看见十字架的图案。在我看来，眼前这些西洋风格的房子和洋人租界里的那些看上去区别并不大。

“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我瞥了一眼副驾驶座上将身子缩成一团的阿弃。

阿弃搓着双手，将口中的热气呼上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还不忘朝我点点头。

今天他的话很少，就像我将他从黄浦江捞上来的那天。

“再说一遍。”

“我叫姚七，是张神父的学生，也是《圣教杂志》的编辑。”

阿弃打了个哈气，显得很不耐烦。

而我对他这种态度，很是排斥。

“那我呢？我又是谁？”我又问。

“您叫张布朗，出生于上海城内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宣统二年入耶稣会初试，次年，赴英国入康托尔培里法国耶稣会哲学院读书。民国七年回国，任徐汇公学副监学兼法文教员。民国九年，又去英国海斯汀法国耶稣会神学院读书，越三年晋升司铎，被派往法国在华侨和留学生中传教。今年刚回国，任浦东傅家玫瑰堂副本堂司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阿弃说话的语调没有起伏，就像是在背一本词典。

我点点头，赞许道：“很不错。不过你还是不能得意忘形，万一有人突然问起，你的脑筋也要跟得上。”

“歇夫，我都跟你这么久了，怎么还怀疑我的能力？”

阿弃说的“歇夫”两字，并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一种尊称。

这是法文“chef”一词的音译，意思是首领。至于我的真实姓名，恐怕这世上也没几个人知道。我至少有一百个名号，今天可以叫石冰，明天也可以叫平帆，不过呢，由于我的特殊职业，其中“罗苹”

的代号，更为世人所知。没错，某份报纸曾以“东方的亚森·罗苹”

来称呼我，将我与法国侦探小说家玛利瑟·勒勃朗笔下的绅士怪盗相提并论。这自然是新闻界朋友们的抬爱，我也欣然受之。

我虽是个盗贼，但与别的盗贼不同，我只盗富人，干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

列位一定很好奇，我一个江洋大盗，何以要来这尽是疯人的疗养院呢？难不成这疗养院里住着一位百万富翁不成？非也，非也。此事说来话长，待我慢慢陈述其中缘由。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力衰退，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西方列强在我华夏大地上耀武扬威。最令人可恨的，是他们勾结官府，串通内外，对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目的文物，进行巧取豪夺，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砸。我这样的小贼与这些自诩文明却不知羞耻的巨盗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肆意盗取文物，使得我们的国宝不断流失海外。

远的不说，且说近几年发生的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日本人以“考古调查”的名义，不断掠夺破坏我国珍贵的文物遗产。民国十一年，常盘大定来华调查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以致响堂山石窟遭到严重破坏，不少雕刻精品被盗凿，偷运出境，散失到日本；民国十七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东北旅大地区调查，盗掘了牧羊城遗址；民国二十年，日本人盗掘旅大地区营城子壁画。

就在去年，由原田淑人、池内宏、鸟山喜一领导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来到被日本占领的“满洲国”，盗掘唐代渤海国都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精美完整的均运回东京帝国大学。此后，鸟山等人又发掘了两次，将出土文物全部盗走。

眼见祖宗的遗产流落异地，我辈岂能袖手旁观？

这几年，我从一些外国传教士、伪学者和文物掮客手中，也盗回了不少稀世文物，均交还给了政府，自己绝不染指。当然，我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国外的财团和国内的奸商，这些人都想将我除之而后快。

只可惜我罗苹也非等闲之辈，想要我的命，怕也没那么容易。

前些日子，胖子孟兴突然约我见面，在电话里的声音十分急切，说有重要的情报。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同时也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

于是，我便约他上午十点在英大马路上一家冷饮店相见。

我先到的冷饮店，便挑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向服务员要了一瓶红宝橘子水。我刚把一支细长的蜡纸管插入瓶口的纸片中，就见到有一个人，正用一种鸭子式的步伐，蹒跚地朝我走来，来者自然是约我的人——孟兴。他身形矮胖，一张橘皮式的紫脸上，还留着一撮滑稽的短髭，远远看去，像是在他圆而扁的鼻子下，涂了一朵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