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第6页）
《支那古代史》（夏德）：“沈括，杭州人。杭州为当时阿刺伯及波斯之商贾盛行通商之处，其人不惟知悉磁针，且当时一般之方士，为卜方角，恒使用之。故支那人由此而得其制法，进而应用于航海。”
宋元之间，工商发达，而以木棉织布，亦以其时始盛行于各地。
《大学衍义补》（丘浚）：“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闽、广海船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
元代特设专官，提举木棉。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
观其地域，当以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为产棉最多之区，或其地初未有棉，惟以气燠宜种，故设官以教民耳。《辍耕录》载黄道婆自崖州来松江，始教民以纺织。知元初江苏各地织棉之业，尚未大盛矣。
黄道婆（生平不详），元代棉纺织革新家。又称黄婆，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龙华）人。她将从黎族学到的先进纺织经验与汉族传统纺织工艺相结合，创制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提高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
《辍耕录》：“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振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
唐人之创飞钱，虽为纸币之权舆，而其性质，尚非完全之纸币，实始于宋初蜀中之交子。
《宋会要》：“蜀人以铁钱重，始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诸豪富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其后富人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守蜀，乞禁之。转运使薛田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
其后又有钱引、会子、关子等名，皆纸币也。
《文献通考》（马端临）：“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绍兴十三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椿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会子初止行于两浙，后又诏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绍兴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续文献通考》：“海陵贞元二年五月，始置交钞库。”“户部尚书蔡松年请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
章宗时，铸造银锭，而以生银造为元宝之制以兴。
《续文献通考》：“章宗承安二年十一月，铸承安宝货。”“尚书省议，官俸军需，皆以银钞兼给。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按元宝每锭五十两之数，始见于此。其名则元初所命也。）
降及元代，遂银钞并用。
《续文献通考》：“至元三年，始铸元宝。”
《辍耕录》：“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平宋回至扬州，丞相巴延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宴会，从而颁赐，或用货卖，所以民间有此锭也。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辽东所得银子铸者。”
《元史》：“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文。”“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也。”
然钞法不善，价值与所定者恒不相合，故其时仍多用银。观《元史》所载用银之多，几可称之为专用生银时代。
《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七月，以史天泽扈从先帝有功，赐银万五千两。”“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刺忽儿、令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千两。”（以后逐年均有赐银，不备载。）
盖宋、元之人，只知钞可代钱，而不知储积准备及操纵维持之法，故屡用纸币，而屡致失败。虽别定价值，改立名目，行之不久，其法即敝，仍不得不用现货也。中国各地，习用钱钞，而元代云南尚用贝为钱，不识钞法，
降及明代犹然。
《涌幢小品》（朱国祯）：“南人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贝之为索，犹钱之为缗也。”
《涌幢小品》，记载明朝掌故的史料笔记。明代学者朱国祯（1557～1632）撰。
是则最古之风之流行于近世者矣。
宋代风俗，具见于吴自牧《梦粱录》。如社会、团行等：
《梦粱录》：“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者有灵宝会。”“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绣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及绯绿清音社、十间等社。”“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上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捲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室者名曰香水行。”
《梦粱录》：“或年岁荒歉，米价顿穷，官司置立米场，以官米赈济，或量收价钱，务在实惠及民。更因荧惑为灾，延烧民屋，官司差官吏于火场上具抄被灾之家，各家老小，随口数分大小，给散钱米。官置柴场，城内外共设二十一场，许百司官厅及百姓从便收买，价钱官司量收，与币价大有饶润。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imgalt=""class="i;srages092719099518。jpeg"]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顾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
盖北宋时，已有安济坊、居养院等，以济贫病无告之人。
《续通鉴》：“崇宁元年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
至南宋又推广之。后世相承，自政府及平民，靡不认慈善事业为公共事业之最要者，其风实自宋启之。是亦宜著之史策，以明吾国人非徒致重于贵族之文艺美术，其于救济社会、扶助贫弱之法，亦远有渊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