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第2页）

《元史译文证补·伯勒克传》：“伯勒克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鄂尔多，讲论教律教理。太祖后裔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埃及王比拔而斯与旭烈兀有兵怨，知伯勒克同教，思引为援，发使赠以哈里发家乘。”“当埃及使人北行时，伯勒克使亦至埃及，贻书谓我兄弟四人皆入教，愿合约以攻旭烈兀。比拔而斯优礼款接，复书致币，并《可兰经》、缠头布一方，由麦喀礼拜堂中取至。以伯勒克不能亲往礼拜，故遣人代行，得此以赠。”

伯勒克，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第三子。亦作别儿哥。1257～1266年，曾任钦察汗国的汗王。信伊斯兰教。

比拔而斯，今译拜伯尔斯（Baybars，约1223～1277）。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第四任苏丹，军事家、政治家。

旭烈兀（Hulagu或Hulegu，1217～1265），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第五子。伊利汗国的建立者。

《马哥孛罗游记》：“撒马尔罕，大城也。居民耶、回杂处，其王即大可汗之侄。据土人言，当年城中有一异事：数年前，国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之胞弟也。王改奉基督教，教徒势力倍增，时教徒欲建一寺，供奉施洗约翰。寺之顶为圆形，中支一柱，柱下盘石，系教徒请于王，得之于某回教寺中。时回人以王右耶而左回，不敢与争。察哈台死，继其位者，不直耶教徒，回人因得称于王，索还奠柱之石，耶教徒许酬以金，回教徒不允。耶教徒无术，哭诉于施洗约翰之灵，至约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离石可三掌。石移去后，柱仍悬立空际，至今尚然。”

至其抚有中国，亦各教并立，有木速儿蛮、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和尚、先生等名。据《元史译文证补》，木速儿蛮即天方教，答失蛮亦木速儿蛮教中别派，也里可温为天主教，斡脱即犹太教，和尚、先生，则释、道两教也。（《元史译文证补》有元世各教名，考甚详。）

元之崇奉佛教，自帝师八思巴始。

《元史纪事本末》（陈邦瞻）：“世祖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弟亦怜真嗣，凡六岁，至是死，复以答尔麻八剌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

其徒所奉之教，即西藏之喇嘛教，

《圣武记》（魏源）：“西藏古吐蕃，元明为乌斯藏，在五天竺之东，非古佛国也。而距天竺较近，故经教至多，持陀罗尼尤验。多僧，无城郭。僧居土台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土台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赞普，好佛，立寺庙，西藏始通于中国。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而西藏始为释教宗主。”

与汉、魏以来中土佛教迥异。元之诸帝崇奉之，徒以害民病国而已。道教虽在唐、宋已盛，而元之派别特多。

《元史·释老传》载：“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太祖称之曰‘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日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礼，子孙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篆。”“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五传而至郦希诚，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诚太玄真人，领教事。”“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篆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

据《元史·百官志》，宣政院专掌释教僧徒。

《元史·百官志》：“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

而《武宗纪》载：“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则各教之人，皆辖于宣政院矣。

蒙古风俗之陋，最为汉族所鄙。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序》言之历历；

郑所南（1241～1318），宋末元初爱国诗人、画家。初名某，字忆翁，宋亡后号所南。著有《郑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锦钱馀笑》，存世画作有《国香图卷》、《竹卷》等。

《心史·大义略序》：“旧鞑靼所居，并无屋宇，毡帐为家，得水草处即住。兽皮为衣，无号令，以合同出入。不识四时节候，以见草青为一年。人问岁数，但以几度草青为答。自忒没真驱金酋入南，嘉定癸酉岁，据古幽州为巢穴，即亡金僭称燕京大兴府也。渐学居屋，亦荒陋。逮咸淳间，鞑僭取大宋开封府大内式，增大新创，始略华洁。虏民咸可造穹庐，与鞑主通语。鞑法人凡相见，来不揖，去不辞，卑求尊，跪而语。鞑礼止于一跪而已。双足跪为重，单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鞑人甚耐寒暑、雨雪、饥渴，深雪中可张幕露宿。今皆不惧热，且惯于乘舟，高山穷谷，马皆可到。裹粮以肉为[imgalt=""class="i;srages092718943483。jpeg"]，干贮为备，饥则水和而食。甚涨，饱可一二日。搅马乳为酒，味腥酸，饮亦醉。群虏会饮，杀牛马曰‘大茶饭’。但饮酒曰‘把盏’，杂坐喧溷，上下同食，举杯互饮，不耻残秽。饮酒必囚首，毡藉地坐，以小刀刺肉授人，人即开口接食，为相爱。卑者跪受赐，行坐尚右为尊。久不相见，彼此两手相抱肩背，交颈摇首啮肉，跪膝摩肷，为极殷勤。鞑主剃三搭辫发，顶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双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谀虏者妄谓郎主为天蓬后身。衣曰海青者，海东青本鸟名，取其鸟飞迅速之义；曰‘海青使臣’之义亦然。虏主、虏吏、虏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坠。”

而《马哥孛罗游记》述元代都城之壮丽，则极口称叹。

卷一第五十七章云：“自章哈淖尔（or）向东北行三日至一城，名曰上都（Xanadu）。此城为今日御极之大可汗忽必烈所造。以云母大理华贵之石为宫殿，构制宏壮华丽无比。殿中悉施金藻，其宫一面内向，一面向城垣，宫墙周围十六英里。”

又卷二第六章云：“大可汗每岁于阳历十二、正、二等三月，皆居汗巴路大城中。城之位置，在契丹（Cathay）之极东北。城之南，宫殿在焉。宫之制，划地筑垣，围以巨壕。垣为方形，每面长八英里，于两端之中辟一门，以便行人出入。垣以内沿墙凡宽一英里之地，皆属广场，羽林之军驻焉。过此又有一垣，垣内之地，纵横皆六英里，南北两垣，辟门为三。其中央者稍大，常时关闭，非大可汗出入，不启也。其两旁之门，则以通行人焉。通计南北六门、东西二门，每门之内，有武库一所，各库所储武器，各有不同。如缰辔足镫之类，属于骑兵者，为一库；弓矢弦韬之类，属于弓兵者，又为一库；甲胄盔铠又为一库，余仿此。此城之内，更有一城。墙垣至厚，高二十五尺，雉堞瓮城皆涂白垩。此城方四英里，每面长一英里，共辟六门。城内亦有八库，内储大可汗御用之物。沿城遍栽树木，间以草地，蓄麋鹿獐麝无数。草场辽广，有石砌之道，以通往来。道上不染纤尘，中凸，天雨则水自两旁流下，借以灌溉草地。大可汗之宫，正建其中。此宫之华丽宏大，实为天下之冠。宫起城北，直达城南，除天井外，余无隙地，其中惟贵官及司宿卫之兵往来而已。宫殿均一屋，无有楼者。然殿顶崇高无比，殿基为石台，高数丈，四围皆白石之栏。无论何人，非经君问，不得过石栏一步。殿墙绘龙凤鸟兽，亦有绘两军鏖战状者，仰墙亦施藻绘金漆。殿之四面，均有石级，自平地直接殿基石台。大殿既深且广，当大可汗赐宴群臣时，容人至夥。宫之全部，零落星散，故触眼多胜景。殿顶覆以五彩之瓦，构造极坚，能历久不坏。窗门之上，嵌以明瓦，通透若琉璃。宫殿之最后，有宝库，凡珍珠、宝石、金银及其他贵重之物，皆储焉。”

又卷二第七章云：“汗巴路城，建于契丹省内大河之旁，自古称为雄都。汗巴路（Cambaluc）之义，即皇都也。大可汗于河之对岸，另建新都，名之曰大都。两都之间，中隔以河。大都为方形，周围长二十四英里，每面长六英里。城垣以土为之，墙基宽十尺，渐渐向上峻削，至墙顶，仅宽三步而已。城垛皆作白色。城形既方，其街衢均尚直，故人登南城远望，能见北城之楼。通衢两旁，商肆林立，各家区地建屋，亦成正方，无参差先后之不齐。每家之长，各得地若干，建屋其中，世世居之。自高处下视全城，极类棋盘。有城门十二，每面三门，四角各有角门，门上建危楼一座，楼中皆储军械。每门拨兵一千守之。城之中央，有钟楼一所。每晚钟鸣，至第三次，则街上禁止行人。其因延医或接产婆必须外出者，必须提灯，否则仍以犯夜论罪。城外商店居民更多，市场远出三四英里以外。以户口论，城外尚多于城内也。商店居民之外，尚有旅馆多处。各路商客，咸有专门旅馆，例如回民有回民之旅馆，蛮子有蛮子之旅馆也。城内外之乐户，约计有妓二万五千人，公家设专官取缔之。”

盖郑氏所讥者，蒙古草昧之风；而欧人所睹者，元代极盛之世。当时汉族文教制度远轶鞑靼，故深恶其野蛮；欧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国，故大惊其宏伟。参两者而观之，则蒙古之由游牧民族，席辽、金及宋之遗产，而成城郭之国之规模，其进步之速亦可称矣。

元代统驭东亚，鞭笞万里，典章制作，必有远轶前代者。顾其传世诸书，若《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皆只述战胜攻取之事。

《成吉思汗实录序论》（那珂通世）：“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元太祖时撰。《续集》，太宗十二年撰。”“《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明洪武十五年译。”“《元朝秘史》十五卷，《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所收，钱大昕抄出本，张穆连筠簃刻本，李文田注刻本。”又“修正《纽察脱卜赤颜》，《圣武开天记》，《圣武亲征记》，《皇元圣武亲征录》。”

那珂通世（1851～1908），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著有《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实录》、《外交绎史》等。

《经世大典》，则仅存序录。

《补三史艺文志》（倪灿）：“《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天历二年，命赵世延、虞集等撰，悉取诸有司掌故修之。”

《元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三，载《经世大典序录》。《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并散佚无存。

《补三史艺文志》：“《风宪宏纲》，赵世延撰，世延所较定律令。”“《至元新格》，何荣祖撰。”

《元史纪事本末》：“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损益之，凡为条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