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第2页）
《困学纪闻》：“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
《朱子语类》：“邵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有贯串群书，务极精博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仪礼释宫》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深得经义，非空言说礼者所能也。”“《礼记集说》二百六十卷，宋卫湜撰。其书始作于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继二十余载而后成。……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
《礼记集说》，南宋藏书家卫湜（生平不详）辑录的前世诸家有关《礼记》传注的史籍。元初理学家陈澔（1260～1341）也撰《礼记集说》，因宗述了朱熹的思想，明代大行于世。
故谓宋人空疏不学，较之后世若远不逮者，实目论也。然而宋儒之学，虽已有此种种特色，而犹未足为宋儒之学之主体。其为宋儒之学之主体者，即《宋史》特立一传之道学，而世所称为理学者也。道学之名，不见于古。《宋史》已言之，而其特立此传者，以宋儒讲求此学者独盛也。
《宋史·道学传》：“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道学传》以周、程、张、邵、朱、张为主，程、朱门人亦以类从，
《宋史·道学传》：“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
而吕祖谦、蔡元定、陆九龄、九渊等，则列之《儒林传》，其意盖严于统系，而未能备见宋儒之学派。近代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自胡瑗、孙复至王安石、苏轼等，皆编为学案，标举其学术宗旨，而宋儒之学，囊括无遗。盖周、程诸儒，固擅道学之正统，而自安定、泰山以下，乃至荆、蜀之学，虽有浅深纯驳之差，而其讲求修身为人之道，则同一鹄的。上下千古，求其学者派别孔多，而无不讲求修身为人之道者，殆无过于赵宋一朝。故谓有宋为中国学术最盛之时代，实无不可。今就《宋元学案》所列诸儒之学，胪列其派别之大者于下。
秦以降，学术衰。汉以降，世风敝。乘其隙而入者，惟佛学。发人天之秘，拯盗杀之迷。而吾国思想高尚之人，遂多入于彼教。披六朝、隋、唐历史，凡墨守儒教者，殆无大思想家，以此也。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士习日趋于卑陋。皇纲一坠，藩镇朋兴，悍将骄兵，宦官盗贼，充塞于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群棼乱极矣。物极则反，有宋诸帝，崇尚文治，而研穷心性，笃于践履之诸儒，乃勃兴于是时。推诸儒所以勃兴之原，约有数端：（一）则鉴于已往之社会之堕落，而思以道义矫之也；（二）则鉴于从来之学者专治训诂词章，不足以淑人群也；（三）则韩、李之学已开其绪，至宋而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见道也；（四）则书籍之流通盛于前代，其传授鼓吹，极易广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则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虽其中有力求与佛说异者，要皆先尝涉猎，而后专治儒书，是固不必为之讳也。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时怎生地。后见某僧与伊川帖，乃载《山谷集》中，其差谬类如此。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
按此可见洛学之近于禅。朱子虽辨之，而谓其就身上做工夫与六祖相同，此可以见唐以降，佛学惟禅宗最盛，及儒学惟理学家最盛之消息矣。就身上做工夫一语最妙，文、周、孔、孟皆是在身上做工夫者。自汉以来，惟解释其文学，考订其制度，转忽略其根本，其高者亦不过谨于言行，自勉为善，于原理无大发明。至宋儒始相率从身上做工夫，实证出一种道理。不知者则以是为虚诞空疏之学，反以考据训诂为实学。不知腹中虽贮书万卷，而不能实行一句，仍是虚而不实也。
宋儒学派表
[imgalt=""g-a"sragesimage06504。jpeg"]
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殚述。有讲术数者，有务事功者，有以礼制为主者，有兼治乐律者。而朱、陆之分，尤为灼然共见。故泛称宋学，必无一定义以赅之也。吾观于诸儒之学，择其可以表示文化之进步轶于前代，而为后人所祖述者，大要有四。
（一）修养之法之毕备也。躬行实践，不专事空谈，此宋儒之共同之点。虽其途术各有不同，要皆以实行有得。人人能确指修养之法，以示学者。如周子之主一，
《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张子之变化气质，
《横渠理窟》曰：“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不尔，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
明道之识仁，
《识仁篇》曰：“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伊川之用敬致知，
《伊川语录》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上蔡之去矜，
《近思录》曰：“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得个矜字。’曰：‘何故？’曰：‘予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
延平之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
《延平问答》曰：“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方，兼得养心之要。”
南轩之辨义利，
《张南轩行状后述》（朱熹）曰：“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
晦庵之格物致知，
《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朱熹）曰：“《大学》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象山之先立乎大，
《象山语录》曰：“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论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还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方可谓之学问。”
皆诸儒以其生平得力之处，示学者以正鹄。学者可由之以证人之法也。
（二）教育之复兴也。自汉以后，学校教育，皆利禄之途，无所谓人格教育也。宋仁宗时，胡瑗倡教于苏州、湖州及太学，以经义、治事分斋，而以身教人之风始盛。周、张、二程，皆于私家讲学，而师道大兴。濂洛之学，遂成统系。朱、陆诸子，亦随在讲学，或设书院，或于家塾，虽为世所诋毁，而师生相从，讲习不倦。观诸儒之教人，或随事指示，或订为教条学则。
《近思录》（朱熹）：“程明道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多，所乐何事。”“又曰：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