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第2页）
《东邦近世史》：“赛维儿以1552年自卧亚赴支那，既抵满剌加，使节被留，乃单身赴支那，死于澳门西南三十里之三灶岛。”
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从者众。
《明史·外国传》：“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耶稣生于如德亚（Judea），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郊外。……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
至明之季年，奉教者达数千人。
《正教奉褒》：“统计明季奉教者，有数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内官四十，显宦四，贡士十，举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启、少京兆杨廷筠、太仆卿李之藻、大学士叶益藩、左参议瞿汝说、忠宣公瞿式耜，为奉教中尤著者。”
《正教奉褒》，编年体的天主教史著作。清代学者黄伯禄（生卒事迹不详）编。该书记事上起唐代，下迄清道光年间，主要介绍了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播。
比明之亡，永历太妃且致书罗马教皇及耶稣会总统，祈保其国中兴，书曰：
永历太妃，即南明永历朝王太后，湖广人，桂端王朱常瀛继妃，永历皇帝朱由榔嫡母。笃信天主教，圣名烈纳。
《永历太妃致耶稣会总统书》：“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著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情事，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永历太妃遣使于罗马教皇考》（高劳）：“顺治五年，即桂王由榔称号永历之二年，提督李成栋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庆。其太监庞天寿，以天主教理陈说于太妃。太妃王氏，湖广人，故明桂王常瀛之继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天主教，今由榔生母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礼于司铎瞿纱微。由榔亦于祭台前行跪叩礼，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垣，亦受洗。太妃乃遣使至澳门，求司铎行弥撒大祭。太妃以大蟠龙银香炉二对、镂花银瓶二对、镂花银烛奴二对，献于祭台上，另赠三银瓶于耶稣会三会长。遂于阳历十月三十一日，举大礼弥撒。礼毕，澳门葡总督设盛筵款使者，并赠火枪百枝以佐其行。顺治七年，即永历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遣使至罗马见教皇，为明祈福。司礼太监庞天寿愿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许。天寿遂荐神父卜弥格充使，赍书二通，一为太妃肃教皇笺，一为太妃致耶稣会总统书。卜弥格至澳门，以事留一年，始西渡。至印度卧亚上陆，西行，经波斯、西里亚等国，入地中海。二年后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及至罗马，适新教皇亚立山第七即位，验明使节，乃蒙召见。复书，即由卜弥格携回。到中国时，约在顺治十二三年之间。然卜弥格奉使后，未数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宁，太妃亦于次年卒于田州。复书达否，不可知矣。卜弥格所赍太妃肃教皇笺、致耶稣会总统书及庞天寿奉教皇书，今均存罗马耶稣会藏书楼内。”
而清廷亦尊崇教士，至予以汉人之封职。
《清朝全史》：“睿亲王之占领北京也，欲举城而充满、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内，汉民一律退出。汤若望呈书于睿亲王，宣武门内之圣堂邸第，及阜城门外之茔域，得以保存。顺治帝赏汤若望以钦崇天道之匾额。顺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衔。八年，叙通议大夫，父、祖父则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则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晋叙光禄大夫，祖先三代则追赐一品封典。相传世祖对彼之隆遇，逾于恒格。召对不呼其名，用玛法之满语代之，得随意出入内廷。盖满人与西人皆以夷种见薄于中国，遂鉴于汉人之偏见，力持公平之态度，夺汉人之官爵，加于西夷之首，而汤若望等亦借此以为正教发达之捷径焉。”
康熙中，各省信耶教者，至达十数万人焉。
《清朝全史》：“十七世纪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当其最盛之时，属于教会之教堂，广东有七所，江南有百余所。1663年十二省信徒达十二万人，六省信徒其数未详，然亦决非少数。1696年在北京受洗者六百三十人。”
教士之入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上明神宗疏》（利玛窦）：“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用是辞离本国，航海而来，时历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缘音译未通，有同喑哑，僦居学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
《大西利先生行迹》（艾儒略）：“其居端州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编，无不尽畅其意义。”“姑苏瞿太素，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之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于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学称，崇奉释氏，多有从之者，一日与诸公论道，多扬释氏，抑孔、孟。时刘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学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驾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
艾儒略（JulioAleni，1582～1649），天主教会传教士，明末来华。字思及，意大利人。他使天主教传入福建，被时人誉为“西来孔子”。曾在传教时发现景教碑。主要著作有《大西利先生行迹》、《职方外纪》、《西凡学》、《万物真原》等。
《清朝全史》：“明末清初时代，宣教师不独富于殉教之精神，且审察支那之风俗习惯。自将支那所嘲笑为蛮夷风之洋装，易而为中国士人之服装，起居饮食，全与支那人同，向支那人并自称为支那人。且恐社会攻击基督教，思有以辩护之，遂自受支那士人之教育，肄习其言语文字。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士人社会，则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盖彼等特所注意者也。”“当时之宣教师，除直接反背教旨、违逆圣训外，务为保全支那人固有之信仰习惯，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许可。然当未许可以前，几经踌躇，几经学者士人上下议论，卒以支那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祐聪明利禄而然。祭祀祖先，则出于亲爱之义、孝思之念，所谓报本反始之礼，而非以求福祐。谓立祖先牌，非谓祖先之魂在上，不过子孙追远，稍抒如在之怀。至于郊天之典礼，非祀苍苍有形之天，乃敬天地万物之原，此孔子所谓郊祀之礼，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师等知支那人之祖先崇拜，无论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义，故遂予以许可也。”
其所译述之经籍，虽未能如释氏之学之深博，而历算、格致之学，实足以开近世之风气。他所著书，如《七克》等，词旨渊粹，颇似儒家之言（庞迪我著《七克》，分伏傲、解贪、坊**、熄忿、释饕、平妒、策怠七篇）。非若后世之教土，凶犷粗鄙，与中国文教大相径庭也。故自万历以来，虽迭经排斥，
庞迪我（Panto，jaDidacode，1571～1618），天主教会传教士，明末来华。西班牙人。曾奉明廷之命修改历法，绘制地图。著有《七克大全》、《庞子遗诠》等。
《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与侍郎沈[imgalt=""class="i;srages09271965472。jpeg"]、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天主教煽惑群众，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令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
而为之辩护者，且谓其独合于儒家。
《正教奉褒》：“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恶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先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愤嫉，是以谤害中伤，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辩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
其后罗马教皇严禁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仪式，始与中国礼教抵触，而遭清廷之禁止焉。
《清朝全史》：“1704年，罗马教皇克列门第十，使安吉阿其何教长次鲁囊为代表，至北京，予以教书，谓对于基督教之神，不许用天之称号，对于支那之基督教信徒，严禁祖先崇拜之仪式。康熙帝为详细说明支那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鲁囊讫未发表教皇之教书，仅以己之名义摘要公布，排斥帝对于神学之意见，凡不从教皇教令者即行退去。于是帝命捕之，遣送于澳门，使葡萄牙人监视之。次鲁囊遂于1710年死于狱中。1742年教皇伯纳其克特第十四，发表教书，不从教皇教书之宣教师，处以破门之罚。由是支那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仪式。于是后之宣教师问题遂生非常之影响。清国以罗马教皇擅干涉国内事，以其命令行于国内，则为侵害国家之独立，故于1707年，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内务部印票之宣教师，概令退去澳门；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1717年，依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内地，违者决不得归本国云。此后百数十年间，清廷政府对于基督教徒之态度，非无宽严之别，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