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第3页）
天台则倡于齐而继于唐，说复分为三部。
《印度哲学概论》：“天台宗从智者大师所栖天台山得名，此宗《法华经》为本，而以《智度论》为指趣，以《涅槃经》为辅翼，以《大品经》为观法，专习禅定。先是北齐惠文，悟一心三观，以授南岳惠思，惠思传智[imgalt=""class="i;srages092718491499。jpeg"]，即大师。大师以为道有传行，亦必有说，于是由一法华说为三部：一玄义以判教相，二文句以解名义，三止观以示观行。中唐有荆溪作《释签》疏记辅行，如次第，以释三部，大振其宗。”
而禅宗六祖，唐居其三。
禅宗六祖，禅宗衣钵相传共六世，即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佛学大纲》：“佛之心印，即是般若波罗蜜，五祖令人诵《金刚般若经》，六祖称为学般若菩萨，皆以般若为心印也。后人名为禅宗，是出世间上上禅。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学，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故迦叶为禅宗第一祖。”“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为中华初祖。尊者本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得法于般若多罗尊者。承师遗命，泛海达广州，在梁普通元年。广州刺史萧昂馆之，表闻于朝，武帝迎至金陵。尊者知机不契，遂渡江届洛阳，止于嵩山少林寺：而壁坐九年，人莫能测，终为东土禅宗之初祖。”“二祖慧可，武牢姬氏子，参初祖于少林，勤恳备至，后付袈裟，以表传法，并为说偈。又付《楞伽》四卷，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三祖僧灿，住舒州皖公山，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作《信心铭》六百言，流传于世。”“四祖名道信，蕲州人，姓司马氏：三祖付以衣法，后住蕲春破头山。”“五祖名宏忍，黄梅人，则生为破头山栽松道者，再来为浣衣女子弃子。四祖识其法器，令出家，付以衣法，住破头山。后迁黄梅东山，宗风大振，”“六祖名慧能，姓卢，岭南新州人。家贫，鬻薪供母。闻人诵《金刚经》，问所由来，遂往黄梅参五祖。祖令入碓坊舂米，人称卢行者。经八月，述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即付嘱心传，并授袈裟，且曰：‘衣至汝身，不复传。’六祖至岭南，经十五载，一日至广州法性寺升座说法，闻者倾心。别传之道，由此大行。”
南岳、青原分开五派。今之佛寺禅宗，皆传自唐者也。
《释氏稽古略》（释觉岸）：“六祖弟子最著者，衡州怀让、吉州行思，是为南岳、青原二宗。唐末，南岳复分为沩仰、临济二派，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
有唐一代，自诗文书画而外，其宗派林立超轶前世者，殆无过于宗教哲学矣。
唐之佛教寺庙，掌于礼部。据《唐六典》，开元中，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唐六典》：“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坐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统众事。而僧持行有三品：一曰禅，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净慈悲为宗。凡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
至武宗时，增至四万余所。
《通鉴》：“会昌五年，祠部奏报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以道士之毁，遂大汰僧尼。
《通鉴》：“会昌五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僧袄，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世谓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及唐武宗为三武，皆反对佛教最力者也。然不数年，所毁者尽复。
《通鉴》：“大中元年闰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故至唐末，禅宗之盛，转轶于前焉。
唐代之于佛教，不独译经求法、分宗立寺为最盛也，即整理佛教经籍，亦以唐为最大。藏经之确定，即缘于开元释教之目录。
《大藏经雕印考》（常磐大定）：“自后汉之末叶，至元之初期，佛典传译之时期，前后通计千三百有余年。当时及其后之多数学者，整理此极纷杂之典籍，调撰目录，达六十次以上。今其存者二十余部，此皆调查《大藏经》内容之变迁，所不可或缺之材料也。”“多数目录中，最可贵重者，前有《隋录》，中有《开元录》，后有《至元录》。此三种者，诸目录中之尤最也。而三录又以《开元录》为中心。自汉以至五代，仅有缮写之藏经，至宋初雕印《大藏》，于是为《大藏经》划一时期。而为宋初雕印之基础者，《开元录》也。故《大藏经》有种种之经过，至唐有《开元录》，而后完全因之。自目录上研究《大藏》，亦遂可谓至《开元录》而结束矣。”
常磐大定（1870～1945），研究中国佛教的日本学者。号榴邱。著有《印度文明史》、《释迦牟尼传》、《大藏经雕印考》等。
《开元目录》，释智昇撰，体例最善。
《大藏经雕印考》：“《开元录》者，自后汉永平十年，至开元十八年，六百六十四年间之传译者，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之三藏及集传并失译，总计二二七八部、七○四六卷。至是而《大藏经》之本体，始确定不动矣。……智异之分类法，定《大乘经》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其外开重译、单译各门。《大乘论》中，开释义、集义二门；《小乘经》中，开根本四阿含、四阿含中别译及四阿含外重译、单译各门。《小乘律》中，开正及、眷属二门；《小乘论》中，开有部根本、身足支派二门。《贤圣集》中，开梵本翻译，此方撰述二门，秩序整然，殆达于目录完成之域。”
贞元间虽有新定释教目录，实不逮其整备也。
《大藏经雕印考》：“后世刻经，不据新定《贞元录》，而仰范《开元录》以成宋之刻藏，故此录有左右《大藏》之力。”
唐代译经，文义之美，既极其盛，而禅宗语录，又别开一俗释典之例。观六祖《坛经》所载问答之语，
《坛经》：“怀让禅师至曹溪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曰：‘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曰：‘我不会佛法。’”
为宋代儒家语录之祖，亦为今之倡语体文者所称道也。大抵诸宗学派，皆尚文言，惟禅宗六祖徒恃慧力，不用功于文字，故其后别成一种风气。而佛典之优美，与语录之鄙俚，实不可以一律视之也。
唐代宗教之盛，自佛教外，首推道教。盖唐出李氏，崇拜老子，故盛倡道教。
《旧唐书·礼仪志》：“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天宝元年，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生一百员。”
其道观亦掌于祠部。
《唐六典》：“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众事。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而斋有七名：其一曰金录大斋；其二曰黄录斋；其三曰明真斋；其四曰三元斋；其五曰八节斋；其六曰涂炭斋；其七曰自然斋。而禳谢复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以虚寂自然无为为宗。”“凡道士、女道士之簿籍，亦三年一造。”
此外则有祆教、摩尼教、景教等。
《通典·职官门》：“视流内有正五品萨宝，从七品萨宝府祆正。又视流外有勋品萨宝府祓祝，四品萨宝府率，萨宝府史。”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六年正月，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长庆元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又《回鹘传》：“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其国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
武宗之排佛也，大秦寺、摩尼寺皆废罢。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皆流回纥，于道死者大半。景教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故惟道、佛二教，流衍至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