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第4页）

《孟子荀卿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老庄列传》：“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则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讲学著书皆无与当时之风气，而其及于后世之影响，乃转过于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时之盛衰计也。

诸子之学，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之学，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说，而攻之甚力者。如杨朱、列御寇之学，皆出于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则进于老子；墨翟学说，既与杨、列相反，（墨子攻击儒家最甚，攻杨子者颇少，惟《兼爱》下篇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云云，正是指斥杨家之言。）又专攻孔子，而以先圣之学，别立一宗。孟子承孔子之学，言性言政，皆进于孔子，而力辟杨、墨二家之说，然其痛恨当世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同。宋钘、尹文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似与墨同矣，而其以心为主与墨异，

杨朱，战国时期魏国人世称杨子。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其见解散见于《庄》、《孟》等书。

《庄子·天下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是宋钘、尹文之主张，专以人心之不乐战斗为主，不似墨之归本于“天志”也。

以利为言与孟异。

《孟子·告子》：“宋[imgalt=""class="i;srages092716839929。jpeg"]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搆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庄子之学，又进于杨朱、列御寇、亦称述孔、墨，而以《齐物论》为归，然与慎到等之齐万物者又不同。（按慎到等齐万物以为首，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庄子斥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盖庄子之齐物，自有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万物平等之观，而于原始之道未有所见也。）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恶，与孟子相反。其治名学，又进于孔、孟而与墨同源焉。故诸子之学，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综合而观之，适可为学术演进之证。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

诸子之书，家别人异。欲究其全，当别为专书。近人喜言诸子之学，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附会西人之说。如清季学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学，则盛称墨子之格术，如刘岳云。

刘岳云《墨子格术解》曰：“日光具红、黄、绿、紫、橙黄、靛、蓝七色，试以三棱透镜既见。若物尽受全日之光，则为白色；若灭其入质之光线，则为黑色。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为阴阳向背之别，而数千年前之墨子已发其理。”

近人习于西人逻辑之学，则又标举墨子及惠施、公孙龙等之名学。如梁启超等。

梁启超《墨学微》曰：“墨子所谓名，即论理学所谓名辞；墨子所谓辞，即论理学所谓名题；墨子所谓说，即论理学所谓前提。”

而于牖民觉世之大义，或反弃之不讲。如孟子之辩义利，

孟子时功利主义极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以社会进化历史变迁之理观之，固亦可成一说。然专以强利为目的，其流极必至于不顾人道群德；易言之，则可曰：苟可以强国，不顾公理；苟可以利民，不问人格。今世强国侵略主义，即此耳。孟子生其时，力持正义，如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也。”又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皆极端与功利论相反。当时虽不见从，而后世服习其说，凡士大夫之所主张，皆以重义轻利为立国根本。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战，

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义，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战者，孟子则一律斥之，此其异也。《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其言痛切极矣。后世人君，虽多有以武功立国者，而凡儒者之言论，史家之记载，文人之歌咏，恒斥其非，而专以尚德恤民为美。此亦可证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来矣。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见及之。其《非攻篇》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为攻国不义，则不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又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可为知义与不知义之辨乎？”盖墨子以国家与个人无别，悉当以义为断，其理至明，而当时谓攻国为义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国家学者之说，歧国家道德与人民道德为二也。吾国兵祸之烈，极于战国，而其时之学者，即大倡反对之论，此亦可见吾民觉悟之早，与其爱好和平之性之独优矣。

子思、孟子之论性，

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示人之以性善也。性如不善，则率之不得为道矣。孟子畅言性善之旨，其原实出于子思。然当举世大乱之时，不因人类之残贼凶恶，而怀憎恶厌弃之意，且极力推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尤有功于教育。盖人心之观念，每因环境而变，见环境之多善人，则以人性为善；见环境之多恶人，则以人性为不善。惟究极性道之原者，能不为环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现状及结果而论，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绝去其自暴自弃之萌，其为功于人类何如哉！荀子言性恶，已为当世恶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愤激，而欲以礼义教化矫之。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盖荀子之时，争夺残贼**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时。荀子疾其所为，因谓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说已大悖于教育原理。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辞让合理之德，虽有师法，何能动之？郝兰皋等解“伪”字作“为”字，以为荀子辩护；不知“为”字亦是强勉矫饰，非出于自然也。

列子、荀子之论学，

《列子》书中，教人为学之法最多。如壶丘子示季咸以未始出吾宗，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又学于老商九年，然后心凝形释，既自以其为学诏人。又如《汤问篇》所述师文学琴、薛谭学讴、纪昌学射、造父学御等，皆示人以专心壹志学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虚无诞妄之说也。荀子言性虽异于孟子，以其注重于人为，故力言积学之益。如《劝学篇》曰“真积力久则入”；《儒效篇》：“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强国篇》云“能积微者速成”。自《劝学篇》以下，反复譬喻，一本此旨。积则一好，一好则通类，故曰“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修身篇》亦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神一好”。《劝学篇》又曰：“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儒效篇》又曰：“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黑白，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类统而应之，无所儗[imgalt=""class="i;srages092716842350。jpeg"]。”为学之法，殆莫有外此者也。

列子、庄子之言宇宙原理，

列、庄之学，皆推极于无始以前，如《天瑞篇》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盖原始之道，不生不化，非一非多，降而至于生化，则人之所见，阴阳四时，有推迁变化之迹矣。然从往复疑独推之，仍自不可终，不可穷。世人徒以物质求之，终无是处也。《齐物论》曰：“有始也者，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其言原始，既极之于未始有夫有无之时，然初非示人以无有无无也，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又曰：“其有真君存焉。”亦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盖确见天地之根本，在有无胥泯之时，而仍有情有信，惟陷溺于世俗知识者，不可见耳。列、庄皆从此用功得力，故俯视一切，而自信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知其道者，则目之为消极，为社会学术进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极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而积极于精神之稠适上遂，则人类之进步，何可限量？惟役役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自命进步，实则毫无进步可言，乃真庄、列之所悲耳。自魏、晋以来，崇拜庄、列之说者，似亦专宗其消极主义，然真能得其道者，和光同尘，泯然于言说迹象，世亦无从知之。姑就浅近立论，则列、庄之说，既无大功效，亦足使人开拓心胸，消除执滞。佛学未入中国之先，吾国有此等先觉，洵异事也。

皆大有功于人类，弃周鼎而宝康瓠，未足为善言学也。

诸子之学，既各有功于世，而其文之精美，又进于春秋之世，而各成为后世文章之宗，是亦战国之特色也。综观诸子之文，约分为五：一曰纪事，二曰笺释，三曰论辩，四曰寓言，五曰韵文。战国以前之文，虽有此五体，而发挥光大，至是始盛；其尤盛者，则后之三体也。孟、墨论辩，最工设喻，已近寓言，而杜撰事实，庄、列为多。如称晏婴与管仲同时，

《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以意为之，羌无故实；甚至古代本无此人，随意造一名字，如鸿蒙、云将、副墨、雒诵之类，尤前此之所无也。后世赋家，假设主客，小说家幻托人事，皆原于此。此则庄、列以前，文多纪实，庄、列以后，文字直分纪实与寓言为两宗矣。《老子》、《管子》已有韵文，而未别名一体；《荀子·成相篇》既为长短句之祖，赋云、赋蚕，又就诗之六艺，抽取其一而名篇。宋玉之徒，踵兴于楚，赋乃代诗而兴，是亦文章进化之关键也。《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已著录于儒家，而《诗赋类》又列《孙卿子》十篇，明赋之始于孙卿也。观其序意与屈原并重。

《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北荀南屈，相望于列强黩武之时；而文章光焰，腾焯千古。故知个人之力，不必为当世权势所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