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孔子（第2页）

《中庸》：“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无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世名利，视之淡然。

《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虽然，孔子之学，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自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故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天下，其于道国、为政、理财、治赋之法，无一不讲求，而蕲致用于世。《论语》所记孔门师弟问答之语，时时以为政为言，即群众之经济亦必使之富足。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则本末兼赅，有体有用，非若二氏之专言虚寂，遗弃一切也。孔子生于周，故其政见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分别，观《论语》之言自见。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子罕篇》：“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陆桴亭《思辨录》谓孔子从周，后儒宜讲当代之制：

陆桴亭（1611～1672），即陆世仪，明末清初理学家、文学家。字道威，号刚斋、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思辨录》、《学酬》、《复社纪略》、《春秋考》、《诗鉴》、《书鉴》等。

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

其实孔子之所主张，亦不尽周法，即世俗所通行而协于人情者，亦无不可从也。

孔子之学，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关系绝巨。史称其时礼乐废，《诗》、《书》缺，传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综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盖其时如老子者，不以书籍所传言语为重。

《史记·老子传》：“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世复多不说学者，使任其放佚，则浸衰浸微，古代之文化复何从考见乎！《诗》、《书》、《礼》、《乐》皆述，《易》、《春秋》则述而兼作。

《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史记·儒林传》：“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其为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尝详言之。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挈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于《易》，由阴阳奇偶之对待，阐明太极之一元。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谓神无方，易无体，而道在阴阳之相对。

《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明。（按《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屡言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而世乃谓孔子系《易》专重人伦日用之事。

某氏论《易》曰：“近人谓伏羲画卦，乃纯包天地万物，万事万象，有形无形，诸凡共同之大原理而言，即纯属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纯正哲学。文王加彖、象各辞，始由图画而附文字说明，然已由抽象的哲理，而喻以具体的事物。故可谓文王解《易》，即由纯正哲学引入于伦理学范围。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伦理哲学。孔子作《文言》、《系辞》，则更将《易》象移以解释人生种种善恶行为之报应，专在策人为君子，勿为小人。故孔子解《易》，实专以伦理的眼光看《易》象，并非以宇宙人生、万象森罗之哲学眼光看《易》象。若以今之新名词言之。《易》经中孔子所明，第可曰伦理学，或曰伦理的解释，孔子圣人，决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子一生志向，专以对人宣明伦理一门，作入世法，至孔子之真实本领，哲理一门之出世法，始终未欲与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处。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领之半而已。”

孔子解《易》，相传，孔子晚年喜读《易》，并撰写《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又称《易大传》。

奚足以知孔子之用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须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而后可见。非腾口说、骋文辞所能指示也。至于孔子讲《易》以明人伦曰用之道者，则有二义焉，曰“中”，曰“时”。

如释《乾》之《九二》曰“龙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刚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黄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应”，《大有》曰“大中而上下应之”之类，皆以明“中”也。释《蒙》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蹇》曰“蹇之时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之类，皆以明“时”也。

“中”以方位言，“时”以后先言，必合此二者而义乃全。且其几至微，稍过不及，即非所谓《中》；人心之执著胶滞，皆为未喻此义也。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故孟子谓“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其实，“中”之一字，已足赅括一切，加以“时”字，则所以衡其中否者益密耳。此语至平常，而又至难，原其初，须得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推其极，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