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老子与管子（第2页）

老子之学，由汤之史事而来，

《吕氏春秋·制乐》：“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不为，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艺文志》称其出于史官。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二义，老子固自言之。

《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惟其所谓“古始”者，非常久远，不限于有文字以来之历史，亦不限于羲、农、黄帝以来之有道术者。故常抉摘天地造化之根原，而不为后世制度文物所囿，此老子之学所以推倒一切也。然东方人种积习耕稼，偏于仁柔，往往以弱制强，而操最后之胜算。老子习见其事实，故反复申明此理，而后世之人，因亦不能出其范围，实则老子之思想，由吾国人种性及事实所发生，非其学能造成后来之种性及事实也。

老子之书，专说对待之理，其原盖出于《易》。惟《易》在孔子未系辞之前，仅示阴阳消息、奇偶对待之象，尚未明示二仪之先之太极。老子从对待之象，推究其发生此对待之故，得恍惚之一元，而反复言之。如曰：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又曰：

孔德之名，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盖世人不知此物，惟可以恍惚诏之。老子知之甚精、甚真、甚信，故能从此原理，剖析众甫之状。是则吾国形而上之哲学实自老子开之，亦可曰一元哲学实自老子开之。不知老子之形而上学，徒就形而下之社会人生，推究老子之学，无当也。

老子既知此原理，见此真境，病世人之竞争于外，而不反求于内也，于是教人无为。其教人以无为，非谓绝无所为也，扫除一切人类后起之知识情欲，然后可从根本用功。故曰：“为学曰益，为道曰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其下即承之曰：“无为而无不为。”盖世人日沈溺于后起之知识情欲，不能见此甚精、甚真、甚信之本原，虽自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实则如同梦呓。胥天下而从事于此，止有贼国病民而已。故曰：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老子所谓“愚民”，与后世所谓“愚民之术”不同。盖如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民，只为固其子孙帝王之业起见，非欲使天下之人咸捐其小智私欲，而同见此甚精、甚真、甚信之本原。老子之所谓“愚民”，则欲民愚于人世之小智私欲，而智于此真精之道，反本还原，以至大顺。故以后世愚民之术，归咎于老子者固非，但知老子主张破坏一切，不知老子欲人人从根本上用功者，亦绝不知老子之学也。

吾国之哲学，与西洋哲学不同者，在不言而躬行，徒执老子之言，以讲老子之学。无一是处。吾所言者，亦不能知老子之究竟也。惟今世学者喜言哲学，喜言老子哲学，且喜以老子之哲学与西洋哲学家比较，故亦不得不略述其管见。总之，老子非徒破坏，非徒消极，彼自有其真知灼见。故觉举世之人，迷罔日久，而稍稍出其绪余，为此五千言，而其所不言者，正不可限量也。

《史记·管仲传》，不详其学术所自，惟称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诸篇，曰：“详哉其言之。”按仲为颍上人，春秋之初，其地属郑。仲之所学，殆犹有周代官师之传。观其书于阴阳、五行、天时、地理、兵法、财政，无所不赅，似未可以一家目之。然其学与老子同原者，如曰：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是即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之法也。《封禅》、《国准》、《揆度》诸篇，时时述古代帝王逸事，虽其书不尽管子自著，或出于后之治管子之学者所增益，然《封禅篇》之文，史记亦引之。

《史记·封禅书》：“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是管子固熟于史事。《汉志》列《管子》于道家，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以此欤？

管子之学，异于道家者，在言政法。其佐齐桓创霸，既改革周制，而其论治，必以法为主，如曰：

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其言实战国时法家之祖，视老子之以德、仁、义、礼为无足齿数者，相去甚远，此则事之至可疑者也。愚意老子之学，亦自有其作用。如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凡两言使，则其使之之术固有在矣。管子虽偏于法治主义，而其言亦多近于道家者。如《枢言篇》曰：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吾畏事，不偏听偏信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是管子晚年以寡欲省事为主，实道家之学也。《心术》、《白心》诸篇，尤多微眇之论。大抵功名之士，不先有得于道，必以私智私欲而败。管子之改革国政，卓然能有所成，未始不由于其湛深于道术；商鞅、韩非之败，正以其徒知法治，而不知畏事畏言耳。

古无黄、老之名，战国时，治道家之学者，始以黄帝与老子相附会。

《汉书·艺文志》：“《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

庄子亟称黄帝，又极崇拜老聃，然亦未尝以黄帝、老子并举。黄、老并举，殆在汉初。

《史记·曹相国世家》：“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儒林传》：“窦太后好黄、老之术。”

其后凡一切不事事，及以阴柔处世，概托为黄、老之学。使知管子与老子学术相同，则一方面无为，一方面有为，正合于“无为而无不为”之说。而怠惰苟安者，将无所容其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