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第1页）

第六章洪水以后之中国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盖自洪水既平，历史始渐详备可考。

《史记·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史记探原》（崔适）：“《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则《五帝本纪》本当为《陶唐本纪》，是《史记》亦始于唐、虞也。”

《史记探源》，近代经学家崔适（1852～1924）著。该书以《史记》属“今文经学”为立足点，对著作进行了仔细的校阅与辨正。

吾国文化之根本，实固定于是时；国家种族之名，胥自是而始见。虽其缘起不可知，然名义所函，具有精理。后世之国民性及哲学之主张，罔不本焉，是固不可忽视也。

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

《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虽亦有专指京师，

《诗·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或专指几甸者，

《孟子》：“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子之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按《孟子》以中国与南河之南对举，似以当时畿甸之地为中国，而畿甸以外即非中国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初非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摩伽陀（Magadha），中印度古国名，又译摩竭陀、摩揭国等。位于今恒河中游南岸一带。

山阳，日本地名。在今日本广岛有山阳古道。

按此说未尽然。

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

《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原道》（韩愈）：“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据此，是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

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皋陶谟》：“亦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据此，是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

吾国种族之名为“夏”，亦见于唐、虞时。

《尧典》：“蛮夷猾夏。”

或谓即夏代之人，以时代之名代表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