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1页）

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后，停在了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地上。安楚歆提着两个行李箱下车，呛了一口黄土味道的空气。

所谓的“镇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是三排低矮的砖房，围墙坍塌了一角，露出里面光秃秃的土操场，唯一鲜艳的是旗杆上那面褪色却依旧飘扬的国旗。

校长是个皮肤黝黑皱纹深刻的中年男人，握她的手时手掌粗糙得像砂纸。“安老师，路上辛苦了。宿舍收拾出来了，就是条件有限……”

宿舍是间收拾出来的旧教室。大约十平米，墙壁下半截的绿漆剥落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坯。一张铁架床，一张摇摇晃晃的书桌，一个脸盆架。窗户玻璃裂了一道缝，用发黄的胶带粘着。没有自来水，门口放着一个半旧的水缸和木瓢。

“厕所在操场那头，旱厕，晚上去的话最好结伴，带上手电筒。”校长指了指远处一个低矮的棚子。

“食堂七点开饭，过时不候，今天你先休息。”

门关上后只有山风穿过窗户缝隙的呜咽，和远处偶尔传来听不懂的吆喝声。

她走到窗边，这里离她熟悉的城市、离程苏桐，隔着的不仅是上千公里，还有一种原始的生存质感。

她从贴身口袋里拿出小小的密封袋，里面是那朵早已干枯脆弱的白色野花。青雾山离别那天的风，程苏桐别在她背包带子上时微颤的手指，还有那句“第一年的坐标，青雾山，白色野花旁”……回忆带着湿漉漉的水汽涌来，与眼前这片干裂的土地格格不入。

她将密封袋压在枕下。

第一个夜晚她几乎没睡，坚硬板床的不适，陌生的声响（夜鸟、风声、野狗的吠叫），还有胃里那不好消化的晚饭：玉米面馍、几乎没有油水的土豆白菜都在提醒她：这里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适应。

凌晨时分她坐起来，就着窗外的月光在日记本上写下第一行：

“11月3日，晴抵达这里很干，灰尘吸走了所有声音，包括我的。”

安楚歆被分配教数学和全校的美术。教室里没有多媒体，黑板坑洼不平，粉笔时常断掉。孩子们的眼神里有好奇、畏惧、也有过早见识生活艰辛的麻木。

她试图带来城市的方法：分组讨论、诗歌朗诵、鼓励他们画出“梦想”。回应她的大多是沉默和不知所措。一个叫卓玛的女孩在她的鼓励下画了一幅“我的家”：歪斜的房子，门口站着小小的父母，天空是暗灰色的。她试图表扬她用色大胆，卓玛却低下头用生硬的汉语说：“老师，我家没颜色。山是灰的，天是灰的，衣服…也是灰的。”

她的先进教育理念第一次撞上了现实底色。

生活上的不适更具体。干燥的气候让她的嘴唇裂口，饮食单一导致开始轻微胃痛。最让她无措的是孤独，其他几位本地老师对她客气但疏远，下班后各自回家，留给她一整个校园无边无际的寂静。

她开始用体力劳动对抗这种寂静，主动去挑水，帮食堂劈柴，甚至学着修补破损的课桌椅，木刺扎进她的手指，水泡磨破，变成新的茧。她做着这些仿佛□□的疲惫可以抵消心里的空洞。

学生央宗连续三天没来上学，据说家里不让读了，安楚歆走了两小时山路找到那个只有三间土坯房的家。央宗的父亲蹲在门口抽着自制的土烟，母亲在喂猪，对安楚歆的到来反应漠然。

“女娃，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家里活多，弟弟还小。”父亲的话没有任何转换余地。

安楚歆试图讲道理，讲知识改变命运，讲央宗多么聪明。回应她的是长久的沉默和央宗躲在门后那双含泪却不敢流出来的眼睛。

回程的山路上下起了冷雨，她没有伞，浑身湿透，鞋上沾满泥泞。雨水混着泪水流下来，她甚至分不清哪个更多。她想起自己曾对程苏桐说：“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你，直到你自己找到想活下去的理由。”

可现在呢？她连让一个女孩回到课堂的能力都没有，她那些关于教育、关于未来的理念在这里贫瘠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可笑。

她救不了央宗，就像她当年未必真的“救”了程苏桐一样，这个想法敲碎了她支教初期那点不自觉的“救世主”心态。

那天晚上她发起了低烧。蜷缩在冰冷的被子里，她拿出程苏桐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一片银杏叶，字迹平静：“看见：落叶像时间碎片，而我在学习拼凑自己。”

安楚歆看着那行字忽然意识到：程苏桐在遥远的城市里学着拼凑她被疾病和穿越打碎的自我；而她在这里，也在被这片土地打碎她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骄傲，然后学习用这里的泥土，重新整合出一个更坚硬的自己。

她在日记里写道：

“11月24日，雨。走了两小时山路，没能带回一个学生，雨很冷。我发现我来时带的东西很多在这里用不上，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我自以为是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