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又逢生命春天（第1页）

§三　又逢生命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进入耄　之年的吴贻芳，迎来了她生命中又一个春天。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江苏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吴贻芳再次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虽然她身兼人大、政协、民建数职，公务繁多，但她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新时期的教育问题上，关注着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小学外语教学、幼儿教育和青年就业问题。她不顾年高体衰，除参加会议外，还下到基层调查研究，针对青少年升学和就业问题，调整教育结构，减少普通高中数量，增设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为青少年广开学路和就业门路，使之及早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为国家作出贡献，使理想教育、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她的做法十分令人信服。

一九八○年七月，她视察南京市鼓楼工读学校后，在《民进》杂志上发表了《加强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会议》一文，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搞好青少年教育的前提”、“根据时代的特点，联系青少年的实际，进行切实可行、生动有力的正面教育”和“搞好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切实解决好青少年的升学、就业问题”三个方面，结合她的人生经历，谈了她的认识和体会。她说：

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六月间，我应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联合会的邀请，进行了私人访问。在美国，我参观了一些学校和先进的教学设施，同时也耳闻目睹了美国教育中存在的弊病。一位大学校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如何把美国青少年教育成为良好的公民，这是教育界面临的最令人焦虑的问题。当时我暗自庆幸，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早已很好地解决了。但是回国以后，遇到许多实际情况却使我深深感到，我国目前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要给予极大的重视，非痛下决心解决不可。

中美两国青少年的问题性质上虽然不同，但在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的目光中，这个发现却是独到的，发人深省的。

一九八○年十月四日，吴贻芳根据“文革”后待业青年人数增多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一定要注意青年就业问题》一文，她建议：

现在，普通中学毕业升入高等院校的只有百分之四左右，其余百分之九十六除一小部分考入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外，绝大多数毕业后不能很快就业，也很少有其他就学门路，只能在家待业……一些青少年思想上、品行上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这不能全怪他们，要看到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对他们的影响，要看到教育上的问题和社会原因，也要看到就业这个实际问题。就业困难使一些人感到没有出路，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这既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切实解决。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她不仅关注着教育改革问题，还关注着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认识到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认真加以解决，势必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她心系教育，心系国家，心系人民，具备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她还为创新刊的《幼儿教育》杂志撰文《着眼基础，面向未来，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培育祖国的幼苗》。她说：

幼儿教育是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重视它，关心它。幼儿时期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如果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都会带来有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打好扎实的基础。这是关系到未来的大事情。

她还认为，我们的幼儿教育也必须着眼基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她强调，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二者不可偏废，江苏省师范教育要从实际需求出发，形成梯次结构。为此，她给省政府有关领导写信，建议将南京师范学院改为师范大学。一九八二年三月，南京师范学院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吴贻芳任名誉校长。她撰文向全校教职员工表示祝贺。希望全校上下“同心同德，继续艰苦创业，奋发努力”，“真正把学校办成为我省师资培养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后来，她还多次回校参加师生开展的重要活动。

民进南京市委会在“文革”爆发那年，根据上级决定已停止了一切活动，市委会机关也遭受严重破坏。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民进南京市委会在消失了十一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活动。

作为民进南京市主委的吴贻芳，身兼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多个职务，她不顾年老体衰，事务繁多，不管大事小情，都亲自过问。

一九八○年春节期间，民进南京市委会专门为被错划成右派、错打成反革命、开除会籍的会员召开了茶话会，八十七岁高龄的吴贻芳亲自到会，代表民进省、市委会向他们表示歉意，抚平他们的心头创伤。与会者感激共产党，感激民进组织，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奉献余力。

一九八一年七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吴贻芳在《新华日报》以《爱国爱党爱人民》为题发表文章，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后来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列著作、毛泽东思想，才开始明白，不改变社会制度，教育是不能救国的。何况旧社会的教育又是为谁服务的呢？所以，国民党要我出任教育部长，我都拒绝了。南京解放时，国民党当局送来了最后的飞机票，要我同去台湾，我也拒绝了。相反地，解放以后党要我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我是很乐意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官衔，后者是人民勤务员的职务啊。”

她还说：“我们要到实际斗争中去找任务，以主人翁态度干工作，要教育青少年，把个人的利益同祖国、党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党和人民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认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爱国爱党爱人民，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派。”

吴贻芳是经历过从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代的人，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比，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也是经过烈火锤炼后的真言。

吴贻芳几乎认识在南京的所有民进会员，无论在哪里碰到，她都是主动上前打招呼，从不以领导和名人自居。她总是亲切地对待每一名会员，对他们的家庭和身体情况都知道得非常具体，主动替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全力投入工作。

民进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郑璞君陪她外出工作时间长了些，她总是不安地惦着她家里的孩子，并深感报歉。有一次郑璞君生病住院，吴贻芳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亲自爬到三楼探望，当来到她的床前时，累得气喘吁吁，感动得郑璞君扑到她怀里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