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掌校政（第1页）

§一　初掌校政

一九二八年初秋，吴贻芳拿着美国“托事部”的介绍信，先后走访了美国几所名牌大学，她一面讲演，一面听取他们的办学经验。

结束六年的留学生涯，吴贻芳回到古都南京。在金陵神学院院长司徒雷登帮助下，办完了土地合同，经过德本康夫人等的几年努力，才建起了这座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校园。她立足未稳，便去参观这所金女大新址，徐亦蓁边走边如数家珍地为她介绍。

一九二三年夏天，学校师生用小驴车像燕子衔泥一样，从绣花巷搬到陶谷新校园。新校舍共有六幢传统式的大屋顶四合院建筑，其中三幢教学楼，三幢学生和教职员工宿舍楼。东边是社会与体育专业教学楼，一层是学校办公室，二层是体育馆，简称100号，面积为一千四百三十多平米。

北边是教育楼，简称300号，亦是上下两层各十六间，面积为一千四百九十多平米。

南边是科学楼，一层是生物课教室，二层是化学、物理课教室，简称200号，面积为一千五百四十多平米。

西边是三幢宿舍楼，一幢作教职工宿舍，两幢作学生宿舍，每幢约住五十人，每间住两人。楼内设交谊室、食堂、卫生间等设施，面积为一千一百五十多平米。

搬来时学生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多时达一百五十人，由文、理两科改设系、科。课程设置有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学、化学、生物、音乐、体育、医预科等。

徐亦蓁最后说，新校园占地总面积一百六十亩，环境优美，教学设备齐全。

留英博士、时任武汉大学教授的袁昌英这一年也参观了金女大建筑。她在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一文中写道：

女子金陵大学的中西合璧式的构造，立在绿叶浓荫的花园茂林中真是巍然一座宫殿，俨然一所世外桃源的仙居。它的外貌的形式美，是它那红、黑、灰各种颜色的配合得法；是它那支干的匀称，位置的合宜；是它那中国曲线建筑的飘逸潇洒的气质战胜了西洋直线笨重气概。……女子金陵大学给我们一种唯美的、静肃的、逸致的印象。

袁昌英游金女大那年不知是谁接待的，然而她的描述却抓住了学校建筑风格的美和质感。

接下来，吴贻芳在老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帮助下，边了解情况，边主持校政，逐渐进入工作状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点，吴贻芳在学校100号大楼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这一天是个好日子，将永远铭记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史册上。

典礼除本校教职员工外，一些社会名流也前来祝贺，学校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盛况空前。除南京来了不少名人志士外，还有上海等地来的宾客。这其中有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代表孟寿椿，南京中央大学代表俞庆棠，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代表赵运文等。校董事会主席徐亦蓁首先致开幕辞。她介绍说：

董事部同仁等，全体一致，以为能得到吴贻芳博士作校长，种种问题就能解决了。不过明知道吴博士在美国五年的研究，将要告成，就缺论文未毕，又须经过末次大考，欲顾全她的成功，即不敢造次请她立即回国，恐怕误了她的前程。所以，先写信请求她的意见。后来，得到她的答复，是很诚恳的，说假使母校急需她回国维持，她与母校有存亡的关系，虽论文未毕，可先行回来，相助一切，惟校长一席，万不敢受，因为她的目的，本是从事于研究科学。当这功亏一篑的时候，竟然肯牺牲了来维持母校，这种大公无私的德性，吾们听了能不佩服吗？敝同人等当时立即发电，谈美国“托事部”特约聘请吴女士为本校校长，美国委员会就恭请吴女士往纽约接洽一切，并参观东方著名的女子大学；俾将本为参考的资料，女士就不顾论文完毕与否，毅然地前往，一面演讲，一面参观，约两月之久。凡是听她的言论，都称道她很有领袖的资格，本校委员，就发电通告本董事部，已正式聘请了吴女士为本校校长。几个月后，鄙同人等接得吴女士来电，“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同人等接电以后，似乎大旱之得甘霖，实在喜出望外，直到今天，本董事部聘请吴贻芳博士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才得正式告成。

接着，德本康夫人作离职演讲。她重申了金女大创办宗旨，是为中国“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并强调：“信、望、爱乃金女大之办学根基。金女大是以基督的爱来办学，以基督的精神来维持。这种爱植根在神的爱里，由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她讲演完毕，将学校的印章交给徐亦蓁，徐又将印章代表校董事会交给了吴贻芳。

吴贻芳接印章后在简短的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学校过去，“一方面有这样壮丽的校舍，完美的设备；一方面在社会上有一百二十多名毕业生，在教育界及他种事业上服务”。她在肯定以往取得成绩的同时，又根据今天的社会需要，着重讲了今后的办学宗旨。她说：“金陵女子大学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校，亦是培养人才，从事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才能应各种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

接下来，宋美龄讲话说：“金陵之使命重大，设备完全，声誉隆盛，今日得参加盛会，非常荣幸！中国女子能入大学者颇少，今诸君有此良机，是不得不为诸君贺也。然因诸君之机会优，诸君之责任亦大，今日予所希望诸君者有三端：一、对于民众，诸君须以先知先觉引导之；二、对于中国国民党，请诸君须努力实现党纲；三、对于社会，诸君须以热忱牺牲之精神而服务。能如是，则大学之机会，师长之苦心，庶不负矣。”

再是到会嘉宾次第上台，喜致贺辞。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这次就职庆典结束。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改组，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北伐革命成功的结果。基督教在历史上曾有过四次传入中国：

第一次为景教时期。唐太宗九年（635）年间，“一群聂斯多略派人由阿罗本领导来至中国”，到唐武宗五年（845），谕“勒大秦穆护袯、袄教（景教）之千余人还俗”，景教在中原地区传播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次是也里可温时期。这一时期基督教被元朝的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最典型的是马可波罗来到北京，随行者有许多是基督徒，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基督教再次兴盛起来。

第三次是明清时期。明世宗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以澳门为跳板，积极向内地传教。二十多年后，范礼安、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华，并备好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物，取得明神宗的信任，遂获准在北京长居。当时的统治阶层根本没有意识到传教之事，利玛窦便利用丰富的学识结交公卿大臣，将天主教传播开来。到崇祯十年（1637）北京和江南地区教徒人数已增加到四万多人。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在北方勘定边界谈判时，耶稣会神父张诚、徐日升担任中方代表团翻译；俄方多次私下表示希望两位神父为他们出力但均遭到拒绝，《中俄尼布楚条约》于九月平等签订。对此，康熙十分满意地说，“尔等为此事出力颇多”。之后康熙又将其招至内廷，为其讲解量法、测算、天文、格致等西方学术，并一直持续多年。由此，天主教得以到内地传播。到康熙四十年（1701），中国教徒已增加到三十万人。后因天主教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了从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禁教长达一百三十八年之久。

第四次传入是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伦敦会自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中国近代基督教（即新教）传教。这次传教与前三次有着明显不同，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因西方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有一个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其结果是把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教育、医药、实业、出版等引进来，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中国禁教令还未解除，只能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徘徊，为进入中国作积极准备。鸦片战争的打响，给一些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机会，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罪恶的战争里。在打开中国大门这一共同目标下，传教士一面为基督教会服务，一面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力，他们身兼数职，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

综观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他们以行医、办学为载体，企图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好感，来传播基督文化，达到“上帝的使者”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然而随着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上介入，多次发生战争，并两次进入京城烧杀抢劫，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愈加深入，中国甚至到亡国的程度，基督教深陷其中，有脱不开的干系，因此招致中国人普遍反对和抵触。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攻陷南京。英、美、法等国军舰炮击南京，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余人，造成“南京惨案”。国民革命军枪杀了几个西方传教士，其中就有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在南京的外国人纷纷撤到下关停靠的军舰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及西方教职人员，也离校疏散到上海。

随即，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收回教育权”的政令，归纳有如下诸点：

一、外国人不得为校董，但有特别情形者，得酌量充任，惟本国人董事名额占多数；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

二、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如有特别情形者，可另聘外国人为顾问。

三、外国人设立的教会学校均属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

四、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做宗教宣传。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五、全国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认可。

根据上述精神，德本康夫人及外籍教员提出辞职。她在其所著《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说：

希望学校能体谅他们的苦衷，她们这样做，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不愿继续在金陵工作，而是为了推进学校行政机构的调整，促成一个中国人领导下的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

德本康夫人的辞职是时代大势所趋，她的心里也许藏着许多不舍和无奈。

那时候，金女大提名接任校长的人选有两人，一位是郝映青（她是德本康夫人推荐的），一位是吴贻芳，经过徐亦蓁主推和原吴贻芳的导师黎富思的力挺，最后吴贻芳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