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摇摆（第2页）

立宪派与东南的上层绅商向来不会自己做什么事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时常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某种已经存在的强权集团，依靠他们来进行改良。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开始找寻可以寄托自己理想的对象，一开始是对孙中山给予希望，后来又见袁世凯军事力量强大，并且又都是旧人，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决定跟着袁世凯实现立宪的梦想。不仅立宪派其他人这么想，包括张謇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而汤寿潜于浙江都督任内及卸任之后，都极力主张并支持革命派北伐，鲜明地表现出坚决的反袁立场。

那时候，革命派的领袖们虽然还没有制定统战政策，然而，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都对张謇很尊重。他们不但总是谦虚地找张謇认真地求教，还表示愿意和张謇进行合作。

鉴于张謇在实业方面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一职，可以说对张謇是很尊崇的。然而，张謇并不感兴趣，只是消极应付。他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将中央政府的大权和平移交给他最信任、能够实现他立宪梦想的袁世凯。

而这也是袁世凯所希望的。

一天后，张謇首次见到了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孙中山，孙中山对张謇说：“张先生大才，又一心求取富国强民之大计，您做出的努力世人都是看得到的，也让人无不感佩。我们建立民国，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不再受他人欺负，还望先生多为政府献计献策，积极出力呀！先生若有良策，逸仙我定当随时听教。”

张謇虽然已经转向了共和，然而，对于革命派，他从始至终是没有信心的。张謇面对孙中山的热诚，说道：“岂敢，岂敢，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对于这个国家，我们责无旁贷，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我做的还是很不够的。”

接着，孙中山又和他谈了关于革命的问题，什么兵、枪、炮，这对张謇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待谈话完毕，张謇给孙中山的评价是：“未知涯畔”，意思是说，孙中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人。

没有多长，张謇和孙中山两人就因为是否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汉冶萍为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者合称）公司的事情把关系给弄僵了。当时的情况是，革命政权经济拮据，难以为继，孙中山和黄兴等人计划与日本人合作办汉冶萍公司，增资3000万，从中借用500万用于政府财政。

再说汉冶萍公司，它是前清政府最大的企业，在规模上也是亚洲钢铁联合企业最大的。日本早就想得到它。武昌起义前，盛宣怀便通过借贷抵押等一些方式跟日方合作，盛宣怀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用后，日本人认为这时是一个机会。

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电文中说：

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但同时亦有惹起一般民众反感之虞。

3日之后，高木陆郎陪同盛宣怀父子自大连逃往日本。

几个月后，孙中山派筹款代表何天炯东渡日本。何天炯到了日本，通过大冶铁矿商务部长王勋把孙大总统的意思转达给了盛宣怀，盛宣怀回复道：

产业抵押贷款，必无人肯借，华日合办或可筹款，但应严定年限、权限为重要，免蹈开平煤矿被英国侵吞的覆辙。

这时，被迫逃到日本的盛宣怀处境是极其微妙的，他在国内的财产已被政府没收净尽。孙中山为了达成此事，令何天炯对他说，他的不动产可以发还，可是已经用的动产恐怕实难追还。孙中山还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随后，陆军总长黄兴又去函威胁盛宣怀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刚开始的时候，孙中山也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有所担心，然而为了筹款，还是走了这步棋。而这步棋迅疾遭到张謇与章太炎等人的反对，参议院也对此事予以质问。

张謇自从中日海战后，对日本人就十分愤恨，认为日本人除了明治维新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一个盛宣怀。盛宣怀这个人张謇是很清楚的，此人奸诈无比，两面三刀，根本是不可信的，他本人认为为了筹款跟日本人合办公司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于是，一再地劝说孙中山，终止此事。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他写道：

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

然而，孙中山和黄兴自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不这样又当如何？便和张謇辩论，两下里谁也说不倒谁。为这件事，张謇很是气愤，感觉孙中山这个人实在也不是救中国的一个人。于是向孙中山和黄兴通电辞职，不再担任实业总长的职位，电文如下：

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

对于此，孙中山反复向他解释也是毫无用处。当然，张謇的辞职，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在给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的信中他写道：

下走被任实业之始，即与中山先生面订短期，受状之日，复具书坚约。至清帝逊位，大局将定，而短期之晷线已届，故于第二次致总统书中表明不独为汉冶萍事也。

在当时张謇的心中，只有袁世凯才是稳定大局能够救中国的人。所以，张謇时时想着要为袁世凯的出头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