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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高市场驾驭的能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渐进过程。因此,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市场驾驭力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下大力气,扎扎实实地逐步进行。既要着眼于未来,又要着眼于实效。
(一)学习经济知识
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事业,需要我们领导干部不断丰富自己的经济理论知识,才能够认识市场经济规律,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因此,每个基层领导干部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更新知识,争当学习型干部,通过培训、在岗自学等形式,系统学习市场经济、现代金融、现代管理、WTO规则等方面知识,熟悉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规律和运作方式,特别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本地经济和市场发育的现状和趋势,选准本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突破口,明确主要抓什么,怎么抓,尽快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家里手。
要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就要正确认识经济规律,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全新的实践,我们要想在工作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经济规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现象之间共同的、普遍的和经常起作用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市场经济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具有自己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和要求规范经济行为,确保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只有掌握了经济发展规律,尊重和运用好经济规律,我们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市场驾驭能力。
(二)强化创新意识
基层领导干部是否具备创新能力,对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求基层领导干部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做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体制创新,以市场创新带动生产创新,不断把市场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对于基层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不断强化创新意识。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开拓创新,敢于破除一切妨碍改革和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机制,敢闯、敢试,善于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其次,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领导干部要适应市场要求,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探索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真正掌握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动权,更好地担负起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再次,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要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断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要营造创新的环境和氛围,鼓励下属和广大群众大胆创新。
基层领导干部不仅要勇于创新,还要善于创新。因此,我们要勇于实践,善于把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实践掌握新本领、增长新才干、积累新经验。要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知识来分析情况、解决问题,比如,从价格规律、消费者需求等方面来判断市场。要积极面向市场,领办、创办示范型各种经济实体,在实战中不断提高市场驾驭力。同时通过说服、示范和提供服务等,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领着群众进市场,从而“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有力地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增加广大群众的经济收入。
(三)更新思想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深刻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观念、新方法来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上通常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要市场,资本主义不用计划,是我们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头脑中的陈旧观念。这种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大体上符合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种认识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时代在发展,如果我们的思想仍停留在原来的认识上,还在不自觉地运用计划经济的老观念、老办法来认识和领导市场经济,就会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也就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更谈不上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因此,要提高广大基层领导干部的市场驾驭力,就必须解放思想,清除我们头脑中那些旧的、僵化了的思想观念。因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思想无法进步,观念就无法更新,能力就无法提高,方法就无法改进,就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也就没有资格领导市场经济。只有把广大基层领导干部“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他们的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进而提高他们的市场驾驭力。
吴敬琏: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012年9月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