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第2页)
据英国家庭消费跟踪调查,1979~19941995年,英国家庭人均每周收入从208英镑上升到了286英镑,而收入水平在这平均线以下的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9%增加到了62%。这表明,英国中产阶级人数在缓慢上升的同时,其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分化,一部分中产阶级正在向社会底层滑落,加入贫民大军的行列 3。
据报导,这些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大约有380万人,约占英国中产阶级人口总数的14%。这些人曾经都是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中产阶级群体,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教师、护士、经理、社会工作者、律师、音乐家等,当然,还包括一些有社会地位、却很少或根本不工作的人。由于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他们不仅无法维持原来无忧无虑的生活,甚至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据统计,他们每人平均周薪为114英镑,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4。
究其原因,主要有家庭经济条件恶化、社会失业率上升、家庭破裂、个人健康状况恶化和养老金不足等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些中产阶级群体所受的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一方面观念落后,另一方面又缺乏时代需要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这些滑落到底层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只有6%拥有大学文凭,13没有读过大学,14的人根本没有从学校正常毕业 5。
经过如此分化,中产阶级中的上层和上流社会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可是其下层和工人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形成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和表现,在于是否接受过良好教育。
美国中产阶级的挤压
美国曾经被称为“中产阶级的大本营”,而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出现了所谓“中产阶级挤压”——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至于沦为下层阶级,甚至出现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的警告。
例如,原属通用汽车公司的美国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商戴尔菲公司(Delphi Corp。,又译德尔福公司)宣布破产重组。重组生存的重要条件是,要求3。4万名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从目前的30美元锐减到10美元。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这些中产阶级马上就进入贫困阶层。如果这家企业破产,还会因此降低34万多名雇员以及更多退休员工和家属的生活水准;如果不破产,这样的费用水平谁能保证维持多久 6?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被淘汰的中产阶级,都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蓝领工人。因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职位,需要以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为背景。可是在美国成年人中,具有大学学位的比例不到30%。更要命的是,由于教育费用飞涨,贫民阶层中上大学的比例不到9% 7。
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受利益集团的驱动。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下降,他们就怪罪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过低、人民币汇率过低,这就是“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出笼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在2005年1月27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警告说:2010年以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会继续放大,中等收入人群继续缩小,有可能因此演化成社会问题 8。
个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中产阶层队伍的分化和整合,与个人调节税的征收管理是否到位有很大关系。因为个人调节税是直接牵涉到扩大还是缩小中产阶层队伍的有效杠杆之一。
网上调查表明,截止2005年11月1日,搜狐财经举行的个人调节税改革满意率调查共有47991人参与,但只有19。08%对个人调节税改革方案表示满意。同一天公布的个人调节税起征点调整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的个人调节税调整在税收公平、调整贫富收入的作用上,并没有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9。
究其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行个人调节税法和原来比较,只是让广大工薪阶层纳税人(平民阶层)“少交了三五斗”,仍然没有改变工薪阶层作为个人调节税主力军的畸形事实。可以说,只要个人调节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工薪阶层,改革就没有达到原有目的。
资料表明,个人调节税的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大致上可以使工薪阶层的纳税面从60%下降到26%。表面上看,工薪阶层的纳税人数减少了,可是由于税率没有调整,工薪阶层中的中高收入人群总体税赋并没有减轻。
其次:扣除标准粗放化,起征点“一刀切”,不利于平民阶层。
从国际上看,个人调节税征收的世界通行立法原则是税前基本生活成本扣除。这种扣除,绝不会是“一刀切”。在德国,起征点每年都要调整;在美国,起征点随着个人收入增加按比例减少,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每分钱都要纳税;在印度,妇女的个人调节税起征点高于男性。从我国看,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非常大,又怎么是“一刀切”能够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呢?更何况,我国起征点的“一刀切”,扣除项目基本上是生活成本加上三险一金,家庭生活中最大的开支项目教育、医疗、购房、保险、赡养支出等都不在内。
最后,个人调节税的税率调整被一再忽视。与调节税的起征点相比,税率调整更能真正发挥税收的调节杠杆作用。
从总体上看,减少税率级数、降低税率是改革大方向。调查表明,我国最富裕的20%人口,他们上交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人调节税总额的10%。难怪有研究认为:“中国富人税收负担几乎是世界上是最轻的,个税对于收入分配调节几乎失灵” 10。
现行税率并不利于中产阶层人群藏富于民。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家信息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高辉清所说,个税改革应该重在体现公平,“富人缴纳应缴的税”是个人调节税改革成功的前提 11。
收入悬殊,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可以说,无论什么社会形态,收入分配差距始终是人们最关心的事。在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临界点,显然这对中产阶层的成长不利,对和谐经济、和谐社会更不利。然而应当看到的是,收入悬殊问题将是一个长期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收入悬殊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研究,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转型期,而经济转型期的特点是:人们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共政策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如果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就一定会引起比较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
不平等的发展阶段,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都要经历的阶段,由于体制原因,这个阶段在我国有可能拉长。因为我国的特殊情况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体制问题,是因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 12。
他认为,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过去占劳动力80%的农业劳动力,在全民实现温饱以后,已经不再成为收入增长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40%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还有40%留在农村。
而根据我国国情,农业劳动力有两三亿就足够了。如果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来,他们的收入就无法增长,就只能是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