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风浪里的爱（第5页）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谁知没过两个月，好日子就到了头。北伐军攻克南昌，浙江处在战乱之中。杭州城里人跑了一大半，硖石无法再呆下去。志摩与小曼惶惶逃往上海，蜗蜷在福建路的通裕旅馆。晚上，小曼在外面有应酬，志摩在灯下给北京的幼仪写信：“你们那一小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你的信收到了，万分感谢你，幼仪，妈在你那里各事都舒适，比在家里还好些。我不瞒你说，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动，没有办法。在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阿欢的字，真有进步，他的自治力尤其可惊，我老子自愧不如也。”
就在志摩经济拮据、生活困顿的时候，恩厚之从英国给他汇来250英镑，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款子。同时，请志摩和小曼共赴英伦读书深造。志摩一面致信恩厚之，“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下，从真情流露出来的举动，简直使人满怀感谢和惊喜而感动得目瞪口呆。”一面与小曼商量赴欧之事。可小曼的身体实在叫志摩发愁，整日病恹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其实，小曼一点儿也不想出国，她觉得上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她摸准了上海的脾气，开始穿梭般出入于社交界，结交名人名伶。生活也恢复了老样子，每天临近中午起床，在洗澡间里梳洗打扮摸弄一个来小时，才披着浴衣懒洋洋地吃中饭。一天的生活从下午开始，作画、写信、会客。晚上是她最精神的时候，跳舞、打牌、听戏，不过子夜不回家。志摩眼见那个美丽可心的小曼消失了，他开始感到，爱是建设在忍耐与牺牲上面的。
很快，小曼就成了名满浦江两岸的交际花。当时有些募捐赈济的义演，不管有多少名角出场，必请小曼压轴。小曼也确实喜欢演戏，逢请必到。渐渐地，小曼的名字在上海叫响，上流社会中不分男女都想一睹她的风采。志摩对戏剧有特殊的感情，更是全力支持小曼的义演。但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小曼不仅拉着他看她的票戏，陪她捧戏子，有时还得凑个角儿给她配戏，这叫志摩实在痛苦。过不多久，他又听到社会上关于小曼与票友翁瑞午的传言，一种屈辱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但他忍耐着，从不跟小曼提起，只把心的痛楚与苦涩写在日记里：“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行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光的鞋袜。”
小曼的身体本来就弱，连着演戏、跳舞，没几天便支撑不住。翁瑞午得名师嫡传，有一手推拿按摩的绝技，小曼有个腰酸背痛的，他还真能手到病除。这样，唱完了戏，翁瑞午便送小曼回家，替她按摩治病。天性洒脱的志摩开始很坦然，他以为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小曼半解罗襦，由翁瑞午妙手抚摩是治病，也没有什么嫌可避。小曼再有个胃痛肚痛的，翁瑞午又教她吸上了鸦片，一试果然疼痛消除。起初志摩让小曼吸鸦片，是为了治病，哪知她一吸成瘾，难以戒掉。这样一来，徐家的客厅里，常常见到翁瑞午和小曼横躺在一张烟榻上，隔着烟灯对吸鸦片。志摩对此倒另有他的一套哲学：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暖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他反对小曼打麻将，却不管她吸鸦片。
康桥给志摩养成了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尽管他已经很不满小曼的有些做法，比如吸鸦片，与翁瑞午眉来眼去，但他宁愿内心惨痛而口中缄默，不管心里多么难受，碍于面子，依然是微笑在人前，忍受在人后。志摩越发觉得，世上最易化和最难化的是同一样东西——女人的心。他好几次想规劝小曼，都难有合适的机会。一天晚上，小曼回来得稍早，而且心情显得很好。志摩跟她商量，除了应酬、唱戏、跳舞，也静心做点儿正事，比如小两口合着写出话剧。在西方文学史上，可有不少伉俪、兄妹合写作品的范例。不想小曼爽快地答应了。志摩很高兴，想小曼还是听他话的。
不久，小曼设计出了戏剧故事：山西云冈农村一个叫卞昆冈的石匠，死了妻子，留下生得活泼俊秀的八岁儿子阿明。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极像母亲，石匠看到就思念起亡妻。隔壁的邪恶寡妇施展女人的手法和石匠结了婚，出于嫉妒、怨毒，用种种手段折磨阿明，终于弄瞎了他那双美丽的眼睛，最后和姘夫逃走了。石匠悔恨交加，用刀抹了脖子。故事里还模仿莎士比亚，安排了一个弹三弦的老瞎子，说唱些预示未来的话。
新婚的蜜甜日趋变淡，生活的苦味越发浓烈，对志摩来说，真是生活、事业两不顺心。1927年7月，他与朋友合股创办了新月书店，随后不久又和友人办起了《新月》月刊，并任主编，却往往不能遂自己心愿。小曼是怎样规劝也不听，花钱如流水，鸦片瘾难挡。暂时逃避吧，离开上海这个纷扰喧嚣的花花世界，躲开这群庸俗的红男绿女。志摩决定再次出国远游，他必须走，因为他已经完全颠倒在苦恼里，别说诗句，连诗意都没了影儿，连篇短文竟难以写出，再不走，恐怕日记都不会写了。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的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生活》）
7
“女皇号”客轮行驶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志摩在船上的时间除了看书，就是跑到上层甲板去看蓝天绿海，眼望到极远的天边，心也跟着飞去天的那一边。每每远眺的时候，他便不由得思念起病态可怜的小曼。他现在对小曼是又爱又怨，想到此就不禁心酸滴泪。他心里希望两个人分开的这段时间，对彼此都是极好的反省机会。到了晚上，船外有星月相伴，舱内灯光下，志摩在给小曼写信：“我愈想愈觉得我俩有赶快觉醒的必要。上海这种疏松生活实在要不得，我非得把你身体先治好，然后再定出一个规模来，另辟一个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业，也叫爹娘吐气。我也到年纪了，再不能做大少爷，马虎过日。近来感觉种种的烦恼，这都是生活不上正轨的缘故。曼，你果然爱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先求养好身体，再来做积极的事。—无事做是危险的，饱食暖衣无所用心，决不是好事。你这几个月身体如能见好，至少得赶紧认真学画和读些正书。要来就得认真，不能自哄自，我切实地希望你能听摩的话。你起居如何？早上何时起来？这第一要紧，生活革命的初步也。”
挥袖泪别康桥，志摩匆匆赶往印度，去见朝思暮想的老戈爹。见到泰戈尔依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非常高兴，整日戴着印度帽，穿着宽大的印度袍服，孙儿一般相随在泰戈尔的左右。泰戈尔还和平常一样，爱说幽默话，爱笑，爱讲故事，志摩心中所感受的喜乐真是难以言表。
泰戈尔领志摩参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正巧赶上刚过孔子诞辰日，泰戈尔特意安排一个讲座，请志摩给学校师生讲孔夫子。志摩风度翩翩，儒雅端庄，许多学生唤他作“中国的新唐僧”。在印度期间，志摩还饶有兴致地访问了泰戈尔和恩厚之共同创办的苏鲁农村开发基地，这使他也萌生了在浙江实施家村复兴计划的念头。他甚至觉得恩厚之建达廷顿的道路是直通人类理想乐园的捷径。但后来因为中国的时局动**不安，志摩的这一想法没有实施。
三个星期的印度之旅梦一样一闪即逝，他与泰戈尔洒泪抱别。这一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光明、钦仰和希望。临行前，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给恩厚之写出一信：“从今以后，我能遥指英伦的达廷顿和印度的山迪尼基顿，点明这两个在地球上面积虽小，但精神力量极大的地方，是伟大理想进行不息，也是爱与光永远辉耀的所在。我现在动启回国——头脑中装满了知识，心怀中充满了感念。”
8
结束了五个月的旅行，志摩又要面对上海的现实。小曼是丝毫没有改观，依然过那种懒散无聊的阔太太生活。志摩只有在教书中求得心灵的慰安，他跟学生们讲，他现在有时觉得自己成了在金丝笼里的芙蓉雀，他不甘心，他早有想飞的理想，愿做在天空里翱翔的鹞鹰，去度自由轻快的生涯。
有一次，有朋友送他一张飞机票，使他生平第一次经历了飞行的愉快，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站在讲台上，他满脸堆着笑，兴致盎然地对学生们讲：“啊，你们没坐过飞机的人，怎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欢喜，我只觉得我不再是皮肉造成的人了。从窗口向地上望，多么渺小的地球，多么渺小的人类啊!人生的悲欢离合，一切的斗争和生存，真是够不上我们注意的。我从白云里钻出，一忽儿又躲在黑云里去。这架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越大湖，飞在闹市上，飞在丛林间，我当时的希望，就是这样地飞出了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我幻想我能在片刻就飞在地王星与天王星的中间，把我轻视的目光，远望着这一座人们自以为了不得大的地球，让我们尽量地大笑一下吧：‘你这可怜渺小的地球，你们这常住在地面上的小虫，今天我看到你的丑态了。’啊，我快活得跳起脚来，只可惜它没有带我出这空气的范围，今天我还是到这里来，给你们相对地坐着上课了。”
老朋友们一见志摩，就急急地发问，为什么不带小曼一起出国？为什么不带小曼一起来北京？为什么听任小曼在上海腐化不健康的环境里呆着？并把这些全归于志摩的不是。他无从解释，这杯苦酒还是一个人独饮吧。
志摩见到了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思成、徽因夫妇。思成已为父病弄得憔悴不堪，面色枯黄。徽因气度未改，风韵犹存。她在志摩眼里是永远的女神。志摩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门口看到老师已是枯黄黑瘦，病骨支离，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老师真是做学问太苦了，以致皓首穷经，心血枯干，无法支撑。徽因见志摩形容比过去暗淡了许多，劝慰他：“志摩，你自己也要当心身体，不要过度劳累。父亲就是平时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志摩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他觉得世上如果有哪个女人真正爱他，理解他，那只能是徽因。
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15分，巨星殒落，梁启超与世长辞。已经回到上海的志摩听到噩耗，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整日无精打采，生活对他好像全失去了乐趣。
很快，泰戈尔的来信给志摩灰暗的心灵掀开了一扇亮窗。泰戈尔信里说，他3月去加拿大参加国民教育会议，并到美国讲学，途经中国，要特地在上海上岸，看望志摩与小曼，静悄悄地在他家住几天，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志摩、小曼乐坏了。小曼早就盼着能有一天见到泰戈尔，上次泰戈尔来华时，她还不认识志摩。她和志摩热恋时，老诗人来信鼓励志摩别怕压力，不要气馁，继续为恋爱奋斗。打那时，小曼对泰戈尔就心存着一份感激。这一次，她和志摩要好好招待泰戈尔，他俩费了许多心血将他们住的三楼布置成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风格。谁知老诗人一来，并不喜欢这间房，倒对他俩的卧室有了好感，说：“我爱这间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这一间吧!”他对小曼特有好感，慈爱地抚着她的头，直管她叫小孩子。在小曼眼里，泰戈尔是那样地自然、和蔼，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睛晶光里含着无限的热忱。
泰戈尔在上海的生活很简单，不像上次在北京到处去演讲。他睡得晚，起得早，不愿出去玩，爱坐下清谈，有时和志摩聊起诗来，几个钟头过去兴致不减。他还常给小曼读他自己的诗篇，那一种音调，虽不是朗诵，可是那低声的喃喃吟唱，更是动人，听得小曼仿佛忘了世上的一切，整个都走到他的诗里边去了。他们三个人常常谈到深夜不忍分开。
离开上海前，泰戈尔送给志摩两件墨宝。他在志摩一本精致的纪念册上，用毛笔画了一幅自画像，又用钢笔在旁边题了一句英文的哲理小诗：“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他还送给志摩一首用孟加拉文写的诗：“路上耽搁樱花已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你不必为此伤怀，又有樱花在枝上笑绽。”
生命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