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跳板一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第2页）

再从人口红利因素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达到高峰，而老年人口抚养比随之达到历史性低点。这些都表明，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过去通过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从而导致GDP增长的“土地红利”，同样无法继续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的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跨越的障碍，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遇到的陷阱，都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呢？答案只能是制度，用制度来激发经济活力。

因为相比而言，各种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越消耗越少；可是制度资源是无形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通过制度来激发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是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通过大幅度减税，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禁令，打破以前的行政垄断等措施，轻而易举地就通过制度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奠定了后来的美元全球化扩张基础。

具体到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继续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以刺激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要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采用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劳动用工制度，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当然，不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更是应有之义。

可以说，如果我国从这些制度方面入手，就有可能像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那样，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轻而易举地把中等收入陷阱踩在脚下。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从目前我国的情形看，受利益格局复杂多样化牵制，任何涉及到制度方面的改革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不过，这又反过来证明我国的制度改革空间很大，很有改革必要，也很有改革潜力。

例如，在我国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行业影响市场规划等体制问题中，其中任何一项改革都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再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大大增加投资；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又能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促使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比例，社会保障支出经费来源就有了更多保证。

由此可见，深化体制改革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延缓经济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过程，都有非常大的帮助[8]。

而不用说，这些都会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四节　靠产业升级创造奇迹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说穿了就是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创造经济奇迹。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主要的成功经验。

从目前看，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被别国挤压在中间。形成这种挤压的两端，一端是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另一端是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那么由于这种两端挤压，我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就无法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竞争力）；就会因为创新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国引以为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为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国外竞争者的压力，失去昔日光彩；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又会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既受外资压迫，又缺乏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因为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9]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已经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①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200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40。1%；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明显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②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能够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③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虽然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④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10]。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能变成好事。上述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换个角度看，恰恰意味着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空间还很大。

例如，从服务业方面看。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2。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比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低10。2个百分点和21。9个百分点，甚至比低收入国家水平还低4。9个百分点。可想而知，我国如果能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提高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方面会有怎样的效果了。

再如，从制造业方面看。目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传统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的宏观背景，加快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在提升产业层次和整体素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纤维，到七八十年代就转移到了机械行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1]。

1980年，日本开始意识到这种依靠基础工业的经济奇迹不会延续太久，所以开始把产业结构调整到最终消费产业上来。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产业升级的脉络：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和升级，轻而易举地实现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突出的创新能力进入“全球领导者”行列。

再看韩国。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也是主要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来推动的，但此后韩国马上就开始转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从原来政府通过减税免税、外汇支持等措施扶持战略产业发展，转向创新，并且把所有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环境之下，以刺激它们的内在创新能力。例如，韩国在1986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时推出“科技发展15年规划”、“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要从政府转向企业，这就大大缩短了产业升级进程。

从中容易看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日本、韩国都是把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作为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的最直接因素，先从农业到轻工业，然后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最后由重工业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产业升级之路，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相反，如果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就很难想象在一种“衬衫换飞机”的两国贸易中，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还会可能是相等的？！

[1]范剑平在东兴证券“2011年度投资策略会”上的发言实录，搜狐财经，2010年12月21日。下同。

[2]形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

[3]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警示》，《半月谈》，2011年3月15日。下同。

[4]侯雪静、徐蕊等：《借鉴“东亚奇迹”，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新华社，2011年4月16日。

[5]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下同。

[6]易鹏：《中国如何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参考报》，2010年10月11日。

[7]滕泰：《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中国证券报》，2008年12月15日。

[8]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9]王小广：《中国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新浪网，2009年10月22日。

[10]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11]张亚光：《跨越陷阱的日韩经验》，《人民论坛》，201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