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陷阱一 经济增长乏力（第2页）

从单位产品能耗看，我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的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7%。这还是建立在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基础上的数据，否则能耗水平之高更令人吃惊。要知道，2009年我国的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经比2005年分别下降9。7%和13。1%，化学需氧量减排已经接近“十一五”目标，二氧化硫排放已经超过“十一五”目标，成绩不可谓不小。

所以，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看，单位产品能耗的制约，将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而压制经济发展速度，形势十分严峻。

举个例子来说，我国在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在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以内，可是仅仅在2009年就突破这一控制目标，与2000年相比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9年间的情况看，我国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耗量大约为1。7亿吨标准煤，如果以后10年间仍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攀升，那么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而这显然不可能。

更何况，我国早就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一承诺也必然会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形成明显约束，压制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

第六节　外需拉动功能减弱

过去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外需拉动引起的。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外贸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可谓是风助火势。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种外需拉动作用将逐渐减弱，经济发展必定会因此减缓速度。

从数据看，2001年到2007年间，我国外贸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大大超过GDP增长率，对拉动GDP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外贸出口的年增长率仍然高达17。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看，这个时期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最快、最稳定的阶段[7]。

但显而易见，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扭转了这一局面。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后要想重现这种出口高增长态势将会变得不现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过去的那种“美欧消费、东亚生产”分工发生了变化。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欧国家还非常享受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觉得有东亚国家为他们辛辛苦苦地生产、供他们享受真是“前世修来的福”；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过去的这种负债消费发展模式有待改变，甚至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为了走出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推出了“五年出口翻番”战略；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国外的市场开放也变得更加谨慎；再加上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这些都让美国感到必须对中国制造点贸易摩擦什么的，以阻止我国产品出口。

这就是读者看到的，为什么这些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借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向我国频频施压。实际上，这些问题虽然都客观存在，但与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现实环境密不可分。

由此可以想到，我国以后要想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难度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外需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这为我国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一定难度。

第七节　“未富先老”拖经济后腿

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的投入，而我国未富先老局面必将拖累经济发展。作为全球第一个进入“未富先老”的国家，我国今后必将会在养老、劳动力供应、独生子女教育方面，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要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分享到人口红利。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轻；而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这种人口红利正在慢慢失去，并且会在以后5年到10年内出现拐点，阻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伐。

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为13。39亿人（含港澳台在内为13。71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与2000年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91个百分点[8]。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两大标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9]时，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我国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快。

许多人对老龄社会感到担忧，其实老龄社会并没什么可怕的，当今西方高收入国家有许多早已进入老龄社会，但他们的人民生活同样非常富裕；相比而言，我国更应该担忧的是“未富先老”，即刚刚踏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还远远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早已进入老龄社会。与全球其他中等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的平均比例5%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严重得多[10]。

第八节　缺少全球知名品牌

经济增长需要技术创新，而说到创新，就必定会谈到品牌。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虽然位居全球第二，可是回过头来看却没什么在全球值得骄傲的品牌，这是一件十分遗憾和无力的事。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在美洲和欧洲的各大城市，你在大楼上看到的都是韩国、日本品牌；在美国纽约的商业中心曼哈顿第五大道，你根本就看不到中国品牌的身影。

他在英国商场里买袜子，9。9英镑可以买一双英国制造的袜子，可是如果买中国制造的袜子，同样的钱可以买4双。这就是区别。为什么价格区别会这么大，是质量问题还是品牌问题？两者都有。他听阿尔巴尼亚人对他说，你们中国货很便宜，可是质量不好。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产品的开发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所以只能靠拼价格生存，价格只会越来越低，最终无钱可赚，甚至还要贴钱。

众所周知，在产业链中有一种“微笑曲线”理论。在微笑曲线“□”中，左边是“设计”右边是“销售”，中间是“制造”。我们总是乐于在微笑曲线的下面（中间）赚钱，虽然可能也会赚到一点，可是和左右两端相比，赚到的只是附加值最低的小钱、辛苦钱。这就是没有品牌或品牌不响的后果。

而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理应到了靠品牌赚钱的时候了。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中国才能有大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强大的研发和销售体系，来支撑自己的品牌，不能再满足于尤其是政府不能再鼓励民族工业只是做“世界工厂”了，否则永远没什么希望。

谈到这一点，我国和印度有一比。当我国自我陶醉于自称“世界工厂”时，印度提出的口号是要变成“世界的办公室”。从这一点上看，印度人比我们高明，也更有智慧[11]。

[1]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2]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3]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4]江小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5]杨小刚：《中国官员为何这么贵》，网易财经，2010年1月22日。下同。

[6]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下同。

[7]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8]《统计局：普查登记大陆总人口13。39亿》，人民网，2011年4月28日。

[9]李玉亮：《我市已进入老龄社会》，《莱芜日报》，2007年5月21日。

[10]蔡昉：《中国“未富先老”压力大，须尽快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

[11]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