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 政府让利保障低收入人群（第2页）

所以能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解决居民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比重高达60%，可是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只有20%[注释5]。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越多，居民收入就越少，社会贫富差别就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美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8年任期内不仅摆脱了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并且还使美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为今天美国在全球的老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仅仅从通货膨胀来看，1981年他上台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银行利率20%，而在他1989年离任时通货膨胀率已经恢复到3%。

在里根采取的诸多措施中，政府减税是很重要的一项，以至于出现了一门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里根经济学”——“小政府、低税收、少干预”。例如，美国的税率从1980年的70%下降到1982年的28%，虽然联邦政府因此减少了收入，但却因为让利于民，民众有了更强的购买力，从而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失业率从11。3%下降到6%以下[注释6]。

[注释1]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注释2]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

[注释3]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释5]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注释6]《里根：降低税率刺激经济》，2008年10月27日南国早报。

政府让利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政府让利怎么让？办法多种多样，在我国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在我国各种重要经济文稿中，经常会出现“政府主导”这个词。在许多人看来，政府主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甚至还是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秘密武器，甚至称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好的制度”。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在我国，偏爱通过中央银行采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作为货币调控主打工具。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不但与汇率压住利率的政策有关，还是政府主导投资与信贷行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因为在政府主导下，货币发行是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行政审批的，所以我国的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表面上看已经大幅度下降，可是这种统计范围仅仅局限于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如果包括财政预算外的国有企业投资在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注释1]。

国有企业投资算不算政府投资，各国有所不同。从我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投资虽然不算是政府投资，可是却比政府投资更自由，它完全可以因此避免通过人大审议的程序，更具有隐蔽性。

例如，我国京沪高速铁路的票价分为两种，其中北京到上海的直达列车票价是根据全程直达运输来测算的，具体地说是铁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运行成本来测算的[注释2]。初看起来，这种定价方法只是“企业”行为，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这里的“企业”因为政企不分，实际上就是国家铁道部自己，这算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呢？

展开一点来说，我国的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时速200公里以下提高到350公里，线路长度从10万公里增加到12万公里，从京沪高铁到遍布全国四横四纵、总里程1。6万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建设成本与营运成本”，是凭什么在一个人均GDP排名全球100位以后的国家得到通过的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我国又是凭什么去争这个全球龙头老大地位的呢？

所以看出，这样的企业投资虽然并没有列入政府投资范畴，实际上仍然属于政府投资；也因如此，高铁票价的制定依据也不可能是市场，而是“猜测”。这种投资决策与最终结果之间没有责任关联，即使“猜测”错了也不需要决策者负责。例如，自从北京到天津的城际铁路2008年8月开通后，第一年的客流量就只有1800万人次，大大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还是在铁道部停开了这条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一方面是票价高导致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是，春运期间全国有大批农民工骑摩托车千里迢迢回家过年，难道说这样的投资是合理的吗？

不用说，这些数额庞大的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必定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通货膨胀水平。只有减少这种“政府主导”行为，才能更好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更好地调节市场经济，更好地抑制通货膨胀。

[注释1]周其仁：《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七》，2010年4月4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2]刘乐：《京沪高铁即将开通，铁道部部长称比民航票价便宜》，2011年3月27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