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第1页）

§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

从历史上看，从最薄弱处撕开缺口，几乎是索罗斯的一大特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索罗斯在美国纽约F。M。梅尔公司工作时，就利用自己的特长，发明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

读者知道，此前索罗斯在英国伦敦混得并不好，但这段经历使得他对欧洲金融市场十分熟悉；而当他到了美国纽约后，发现纽约市场上这样的人才极其匮乏，所以索罗斯原来的那些经验就成了他与同行相比非常有用的竞争优势。索罗斯是在同事介绍下，于1956年6月来到纽约的。在纽约梅尔公司科恩的帮助下，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特长，提出了一种“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的操作方式。这是他的特长，却是别人的弱点。

在当时，认股权交易并不热门，因为认股权凭证的价值并不为人所知。所以索罗斯发明了这种交易方式后，主动权多半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时加拿大有一家名叫北班铀矿（Northspan　Uranium）的公司，想筹集资金开发新矿，所以发行了一种可转换认股权债券。

索罗斯想，可转换认股权债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转换成公司股票了，如果能想方设法把债券卖给客户，客户再交换一种凭证、保证在转换期间交出股票，这样让债券和认股权分开进行交易，就能形成一个认股权凭证交易市场。

索罗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他认识一位在大券商贝尔·史蒂恩斯（Bear　Stearns）公司套利部门工作的交易员、28岁的格林伯格（Alanberg），两人经常通过专线电话讨论构想。如果构想也得到格林伯格的赞同，两家公司就一起买进、共同操作。

在这段时间里，索罗斯除了吃饭睡觉，整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为公司赚了不少钱。而这位格林伯格，后来一直做到该公司执行长。

接下来，索罗斯又发明了一种从市场薄弱之处开拓经济增长点的渠道——建立海外套头交易投资，排斥美国客户（这时候的索罗斯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他个人例外，即他是可以作为其中一员的）。

具体地说，就是把美国人这时候普遍流行的套头交易投资用在海外投资中。由于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所以非常具有冒险性。也就是说，如果试验失败，索罗斯在这个行业里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来，也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会被提前结束。

但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索罗斯小时候的经历决定了他喜欢这种冒险行为，无疑，这次他又取得了成功。从人才学角度看，这是胆商在起作用。

索罗斯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面带微笑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所以，我得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听听看，这是不是很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瞎猫捉到一只死老鼠”？既自谦，又自豪。

从索罗斯发动的亚洲金融危机看，最早是从泰国开始的。这泰国在索罗斯眼里就是打开东南亚市场的薄弱点，事后证明他是对的。

1992年，泰国政府义无反顾地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引来国际游资纷纷以低利率的美元贷款形式进入泰国。

泰国金融业一看有这么多低息贷款进入，转手之间，就把它们以年息30%的价格贷给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推高了泰国房地产业的经济泡沫。随着泰国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很快就又出现了泡沫破灭，许多银行贷款根本无法收回，金融资产质量严重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向部下明确发出“国防动员令”：泰国正在玩火自焚，随时准备出击。

1997年6月，索罗斯明确指示开始抛售美国国债，目的是要筹集资金，准备向泰国泰铢发动猛烈攻击。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罗斯手下的量子基金正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最大的规模，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阶段。

再看1994年索罗斯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也是因为他看准墨西哥此前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于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基础之上、不堪一击的。

具体情况是：过去的墨西哥比较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投资热潮中，它非常想借助于自己位于美国南部这样一个优越地理位置，顺道发展经济，于是分别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开始生效。

墨西哥政府希望这一协定能够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并没有错，但由于宣传过了头，让国内民众觉得墨西哥很快就要成为发达国家似的，这反而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认为墨西哥在这个协定中的付出大于所得，不划算；并且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墨西哥将融入全球经济，受美国的牵制太大。

伴随着这种思潮，墨西哥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墨西哥政府本来还想宣布货币贬值的，这时候更不敢了。由于经济开放后外资大量涌入，墨西哥国内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墨西哥货币比索汇率高估，所以不得不用美元来支付外债，但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1994年12月20日，面对庞大的外资流出、外贸逆差、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15%。而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比索立刻贬值15%！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时候的这种贬值措施已经太晚了。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了，另一方面是墨西哥的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一旦外资撤退必将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正是这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当天就下跌25%，学术界称之为“比索危机”。

这一切被索罗斯看得一清二楚。早有准备的索罗斯对此发起了猛烈攻击，墨西哥不得不仓促应战，原来的一点外汇储备很快就被消耗一空，于12月22日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汇率连动，实行自由浮动。

汇率自由浮动的结果是什么？很容易想到，原来被高估了的汇率迅速下跌，在墨西哥国内造成比索贬值和股市崩溃，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把墨西哥逼到几户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它自己却因此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不用说，表面上看这是索罗斯在乘人之危，而实际上墨西哥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比索贬值——是经济改革开放步伐太快、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流入、政府决策失误、政局不稳综合造成的结果。

资料表明，墨西哥危机造成的损失是GDP下跌6。9%，失业率从3。2%上升到6。6%，经济损失至少450亿美元，10年来的改革成果基本被抹平。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1994年墨西哥的这一幕，很快就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这些国家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且基本上维持与美元或以美元为代表的一揽子货币。

这种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实际上就等于向国际游资宣布：你们如果进来进行炒作，必将会得到预期结果。不用说，国际游资最喜欢攻击这样的国家及其货币了。在这其中，索罗斯的量子基的金表现得最为抢眼。

1997年7月24日，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就已经下降到32。5∶1，创下历史新低。

在完成了对泰国泰铢的攻击后，索罗斯又把目光瞄准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印尼盾。印尼盾大幅度贬值，使得印尼国内出现了抢购美元狂潮，并且从1997年7月21日以后汇率大幅度下跌，同样创出了历史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