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1章 什么叫公平（第1页）

周五晚上七点，省城“清韵茶楼”二楼包厢。张明远推门进去时，李国华已经在了，正低头摆弄茶具。两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空气中弥漫着尴尬。茶香袅袅升起。“李检来这么早。”张明远脱下外套挂好，在对面坐下。“刚开完会，顺路过来。”李国华递过一杯茶，“尝尝，今年的秋茶。”张明远抿了一口，放下杯子：“好茶。不过李检今天约我，不只是为了喝茶吧？”李国华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明远，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二十三年。”张明远记得清楚，“我进高院那年，你刚提助检员。”“二十三年。”李国华重复了一遍，“时间真快。当年咱们一起在党校青干班学习，住一个宿舍，晚上聊理想，聊怎么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张明远没接话，等着下文。“现在呢？”李国华看着他，“咱们坐在这儿，讨论的是一个位置，一个级别。你说，这算不算忘了初心？”这话说得重。张明远眉头一皱：“李检，有话直说。”“好，直说。”李国华放下茶杯，“周海涛要在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了。”“你怎么看？”“正常工作安排。”张明远说得很官方，“周副书记分管社会治安，他讲这个专题合适。”李国华笑了，笑得有些讽刺：“明远，这儿就咱们俩，别说这些场面话。你心里没想法？我不信。”包厢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街上的车流声，隐隐约约，像背景音。“有想法又能怎么样？”张明远终于开口，“李书记定的，谁能改？”“是啊，李书记定的。”李国华往后靠了靠，“一句话，就能让一个排名第四的副书记走到前面。你说，这公平吗？”张明远没说话，手指摩挲着茶杯边缘。公平？这个词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想起了那些熬过的夜，处理过的棘手案件，协调过的复杂关系。也想起了上周去看王书记时，老领导拍着他的肩说：“明远啊，你是我们法院系统培养出来的，该上了。”结果呢？“公平不公平，不是咱们说了算。”张明远最终说，“组织程序在那摆着，该考察考察，该上会上会。”“程序？”李国华笑了，“明远，你我都知道，程序重要，但程序前面还有两个字：意图。领导的意图，有时候比程序更重要。”这话说得赤裸裸。张明远抬起头：“李检，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李国华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了。该争取的还得争取。下周政法工作会议是个机会，周海涛讲得好不好，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咱们可以……”“可以什么？”张明远打断他，“可以给他使绊子？可以让他的发言出问题？李检，这种事我做不出来。”“不是使绊子。”李国华说，“是正常提意见。他的方案如果有问题，咱们作为政法系统的老同志，提出来是为工作负责。”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意思很清楚。张明远沉默了很久，久到茶都凉了。“李检，”他慢慢开口，“你还记得咱们在青干班时，老师讲的那堂课吗？关于权力，关于责任。”李国华愣了一下。“老师说，权力不是拿来争的，是拿来用的。”张明远看着窗外，“用得好，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用得不好，就会变成私器。”他转回头，看着李国华：“周海涛这个人，我了解不多。但他提的那个失踪人口案件‘命案化’办理，我仔细看过方案，确实有想法。如果真能推行下去，每年能多找回多少失踪的人？能少毁掉多少家庭？”李国华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我也是。”张明远实话实说，“但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位置真让一个心里装着这些事的人上，是不是比让咱们这种整天琢磨怎么往上爬的人上，要好一点？”这话太直，直得让李国华一时不知怎么接。“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张明远站起来，“茶不错，谢谢。我还有事，先走了。”他穿上外套，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没回头：“李检，二十三年了，别走错了路。”门轻轻关上。包厢里只剩下李国华一个人。他盯着那杯凉透的茶，很久没动。公平？他在心里咀嚼着这两个字。是啊，他觉得不公平，张明远觉得不公平，孙建国可能也觉得不公平。但就像张明远说的，他们给过别人公平吗？他想起了去年那起土地纠纷案。开发商老板通过关系找到他，请他“关照关照”。他一个电话打给基层检察院，案子很快调解了。，！开发商省了三千万赔偿款，事后给他儿子在国外买了一套公寓。那时候，他想到公平了吗？还有前年，那个民营企业的法律纠纷。企业老板是他老同学，他出面协调，让法院加快了审理进度。老同学赢了官司，送了他一块手表，说是“纪念友谊”。手表很贵，他不敢戴，锁在保险柜里。那时候，他想到公平了吗？茶凉了，心也凉了。李国华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这种累，比他连开三天会、看一百份卷宗还要累。他拿起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却发现不知道该打给谁。妻子？儿子？老朋友？好像都不合适。最后，他拨通了办公室的号码。“小刘，明天上午的行程取消。我去一趟老干所，看看王书记。”“好的李检。需要准备什么吗？”“不用，就我自己去。”挂了电话，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公平。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当你在那个位置上，有权力，有关系，有资源，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有些事是应得的，有些人是要照顾的，有些规矩是可以变通的。只有当有一天，你自己成了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才会突然醒悟，才会大声疾呼。人啊。他苦笑。与此同时，省公安厅家属院。孙建国正在阳台上浇花。妻子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听说周海涛要在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了？”“嗯。”孙建国接过水，“工作安排。”“你就一点不着急？”妻子看着他，“老孙，我不是非要你当那个常务副书记，但这事……总得争一争吧？”孙建国放下水壶，在藤椅上坐下。“争什么？”他说，“拿什么争？我这些年干了什么，组织上看得见。如果组织觉得周海涛更合适，那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可是……”“没什么可是。”孙建国摆摆手，“我今年四十九了，从警三十年。见过太多事，也办过太多案。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妻子摇头。“我最想把去年那起连环失踪案破了。”孙建国说，“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六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每个月都来问进展，我都没脸见他们。”他顿了顿：“周海涛提的那个方案，如果真能推行，也许这些案子就有希望。从这个角度说，他上去了，是好事。”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你总是这样，先想着别人。”“不是想着别人，是想着该做的事。”孙建国站起来，“行了，不说这个了。明天周末，咱们去看看爸妈。”“好。”夜深了。省委政法委大楼四楼，周海涛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正在修改发言稿，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桌上摊着各种资料：失踪人口数据、案件分析报告、国内外经验做法……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微信：“还不回来？饭给你热着。”他回复：“马上，再等十分钟。”其实他知道，这个“马上”可能又是一个小时。但他没办法，这个发言太重要了，不能出一点差错。不是为那个位置，是为那些等着破案的家庭。今天下午，他又接到了一个失踪儿童家属的电话。孩子丢了两年，父母还在找，还在等。电话里，那位母亲的声音已经哭哑了：“周书记，我们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个真相。孩子是死是活，让我们知道行不行？”他没法回答。但他知道，如果他的方案能推行，这样的家庭就会少一些。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公平不公平……他想起李书记今天下午跟他说的话：“海涛，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该做的事做好，做到最好。其他的，组织上会考虑。”他相信这句话。不是相信李书记会帮他，是相信只要把事情做好，总会被看见。就像那些失踪的人，只要不放弃找，总有一天会有结果。他重新坐直，继续修改稿子。窗外的夜，很深了。省城睡了，但有些人还醒着。在这个夜晚，不同的人想着不同的事，不同的心里装着不同的公平。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而天亮之后，生活还要继续，工作还要推进，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少。：（）我成了最有钱的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