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先知的名字（第2页）

在这样一个科学发现日新月异的时代，伊斯兰艺术形式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伊斯兰的共同精神体现在人们热爱的繁复结构、几何图案与书法题字上，将欧亚广袤大陆上的许多艺术形式凝聚在一起。

这种对几何学的热爱恰逢其时，呼应了当时更为生动形象的叙事风格。法蒂玛王朝（Fatimid，这个王朝声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之后人建立，因而得名）统治的北非地区最初是在突尼斯（今天突尼斯的沿海地区），也辖有西西里和叙利亚，自10世纪中叶起统治了埃及腹地。法蒂玛王朝的开罗成为当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内的工匠作坊蓬勃发展，堪比君士坦丁堡当时的盛况。倭马亚时代和阿拔斯时代那种严谨的几何装饰图案逐步演变成丰富的图形、动物与人类形象，逐渐用于纺织品边角位置，雕刻在木板和水晶壶的表面——这些都是法蒂玛的工艺特色，由马穆鲁克人（Mamluks，过去突厥裔的奴隶）承袭，并在13世纪追随着法蒂玛王朝来到了埃及和黎凡特地区。这些璀璨夺目的玻璃器皿、精美的珐琅装饰和釉面瓷砖毫不逊色于拜占庭的华美装饰。其清真寺的油灯有着细长的喇叭形瓶颈和低矮的底座，以金色打底，以蓝色和红色颜料刻着铭文，都产自埃及与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玻璃作坊。铭文上还常刻有授命制造的苏丹或酋长姓名，以及《古兰经》中“光之诗”的经文：“真主乃天地之光。光芒像圣龛明灯——明灯罩于琉璃内——琉璃闪耀如星辰。”[154]最大的灯盏之一是在14世纪为苏丹哈桑（Hasan）制作的，用在开罗的大清真寺与伊斯兰的教育机构（madrasa）以提供照明。

▲　为苏丹哈桑制作的清真寺灯盏，约1361年，镀金和釉面玻璃，高38厘米。里斯本，古伯金汉博物馆

▲　产自卡尚地区的八芒星砖片，上有七头斑羚图像，1260——1270年，彩绘陶瓷，30。1厘米×31。2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光彩夺目的釉面瓷砖也有类似的视觉效果。瓷砖上常有铭文，将伊斯兰文字与建筑联系在了一起。在伊斯兰与波斯的手稿装饰艺术出现之前，瓷砖上还有些曼妙动人的自然画面，例如突尼斯附近古老的波斯小镇卡尚（Kashan）曾出产一种大片的星形釉面砖，莹润的砖面上有七头欢蹦乱跳的羚羊。瓷砖边缘还刻着《古兰经》中赞美上帝的诗句：“谁带来了丰美草场，又将它变成黑魆魆的残茬。”[155]那些色彩明快、造型活泼的羚羊应该来源于某一世俗传统，例如《一千零一夜》里的民间故事。釉面瓷砖的表面之所以充满光泽，是因为在上釉过程中使用了金属物质，这一被称为“虹彩陶”（lustreware）的技术起源于埃及，早在伊斯兰统治之前就已出现了。如此光可鉴人、奢华精美的砖面也成了伊斯兰装饰艺术的典型特征，与库法体的铭文或瓷砖及建筑中繁复的几何图案一样，华美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13世纪初，一股新力量横扫波斯与阿拉伯世界。这群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被称为“蒙古人”，首领是骁勇善战的成吉思汗。起初他们攻陷了波斯东部、撒马尔罕和赫拉特（Herat）。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Hulagu）率领蒙古铁骑攻破了巴格达的城防，摧毁了这座名城，并残忍地屠杀了城中居民。到阿拔斯王朝末期，阿拉伯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可谓穷途末路。

蒙古帝国逐渐发展壮大，势力范围覆盖整个亚洲。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建立了中国的元朝，并于1279年击败南宋，控制了整个中国。蒙古人在基辅罗斯建立了钦察汗国（GoldenHorde），在中亚建立了察合台汗国（ChaghadaiKhanate）。在巴格达陷落后，蒙古人占领了波斯并建立了伊儿汗国（Ilkhanate）。

蒙古大军以残暴著称（当时曾有人写道：“他们来了，他们到处烧杀劫掠，他们将一切连根拔起，然后他们离去。”[156]），但他们也给波斯的绘画艺术带来了复兴。当初阿拉伯人曾将古代波斯的传统纳入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轨道之中，如今伊儿汗国的蒙古人将这股力量转向了中亚和中国，也就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随着商路的重新开放，艺术交流也方兴未艾。来自中国的图案——龙、凤凰、莲花和云纹——也开始成为伊斯兰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纺织品与地毯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此外还有来自波斯的一种蓝色钴矿石，被用来制造一种中国陶瓷中最为独特的彩釉，用以制作蓝白相间的瓷器。有些中国艺术家不远万里来到西亚，让中国古老的绘画传统在各地流传开来。16世纪的波斯史学家与皇家图书管理员杜斯特·穆罕默德（DustMuhammad）曾在一部书法绘画册的前言中写道，14世纪早期，在伊儿汗国第九位国王阿布·赛义德（AbuSaBid）统治时期，波斯绘画“已经掀起了面纱”[157]。

伊儿汗国统治者来到波斯后不久，就开始命人制作波斯古典诗歌的插画作品，尤其是诗人菲尔多西（Firdausi）在1010年前后写就的伟大史诗《列王纪》（Shahnama）[158]。这是一本关于波斯传奇与历史上众多英雄人物的编年史，在全书的结尾，最后一位萨珊国王被杀，伊斯兰教随后到来。

现存的早期《列王纪》插画本中，《蒙古大列王纪》（GreatMongolShahnama）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它代表着波斯绘画历史上古典时期的起点[159]。这部插画本是在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Tabriz，位于今伊朗阿塞拜疆）制作的，留存至今，已散落在各地，但绘画水平体现出当时伊儿汗国艺术家非凡的想象力，其中许多画面都讲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统治波斯的蒙古人亟须寻找一位与自身相仿的古代英雄，一位成功的外来入侵者——亚历山大一直是帝国缔造者的偶像，这次也不例外。在《列王纪》中，亚历山大在人世间的四方征讨被转化成一段伟大而神奇的旅程。在旅程尽头，他遇见一棵会说话的树，生着两根交缠在一起的树干——一根树干是男性，在白天说话；另一根树干则是女性，在夜晚说话。这棵树警告亚历山大命不久矣，宏图伟业皆是徒劳。“客死于异乡，不日将实现；冠冕与王座，已对你厌倦。”画中的亚历山大身边怪石嶙峋、风景奇异，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然理念，也成为波斯插画的经典特色之一。另一部插画本创作于16世纪初的大不里士，描绘了英雄鲁斯坦（Rustam）在充满奇幻色彩的风景中睡觉，而他的马“拉赫什”竟然杀死了一头狮子。画面中的树木、岩石和植被皆栩栩如生。

古典波斯绘画艺术的巅峰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名叫比扎德（Bihzad），1500年前后在赫拉特的各个作坊里工作，融各家之长，最后死于大不里士。在为诗稿创作的微缩插画中，他创造出了一个生动奇异的美妙世界。比扎德绘画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伊斯兰文化，也就是苏非派伊斯兰教，这种神秘的教派改变了先知穆罕默德那种外放的征服欲，将其变成一种内向的自省之旅。比扎德经常创作苏非派教徒和苦修僧（Dervish）的画像，还为苏非派作家的诗歌创作插图，其中包括13世纪苏非派诗人萨迪（SaBdi）的诗作《果园》（Bustan）。有一幅插画展现了萨迪笔下描绘的优素福（Yusuf）和祖莱哈（Zulaykha）的故事，差不多等同于《圣经》中的约瑟夫与波提乏（Potiphar）之妻的故事。祖莱哈垂涎优素福的美色，为引诱他而建造了一座宫殿，其中有七个上锁的房间，最里面一间装饰着她与优素福共赴云雨的画像。比扎德以生花妙笔画出了这样一个时刻，即优素福察觉到这是个陷阱，想要逃离，却被祖莱哈拽住了披风，他为了逃跑，无奈只能丢下披风。

▲　《伊斯坎达尔（亚历山大）与说话的树》，出自《蒙古大列王纪》，约1330年，纸面着墨水、水彩与金粉，40。8厘米×30。1厘米。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　《鲁斯坦酣睡时拉赫什大战雄狮》，《列王纪》手稿书页，被认为是苏丹穆罕默德所作，约1515——1522年，纸面着墨，31。5厘米×20。7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　《**优素福》，比扎德作，1488年，纸面不透明颜料，30。5厘米×21。5厘米。开罗，埃及国家图书馆

▲　《先知以利亚与努尔-达尔王子》，《哈姆扎记》，1564——1579年，布面不透明水彩，81。4厘米×61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

比扎德的画作让我们进入了波斯绘画的另一个时代，在萨法维王朝（Safavid）时期，赫拉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像曼苏尔那个旧时代的巴格达，反而更像意大利半岛上的那些城邦。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另一个位于西亚的伊斯兰帝国与西方的紧密关系，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其核心地带是安纳托利亚，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马穆鲁克帝国被征服后，这里所达到的文明的巅峰。

相比于萨法维和奥斯曼两大王朝，莫卧儿王朝更为强盛豪奢，它控制着喜马拉雅山区的南部平原地带，位于今天的印度境内。莫卧儿皇帝以巨大的财富和华丽的宫廷著称，最著名的当属阿克巴（Akbar），他自16世纪中叶起在位将近半个世纪。他在政治上努力开疆拓土巩固政权，并通过贸易与征伐不断积累财富。不过，真正让他永垂青史的伟绩是一本名为《哈姆扎记》（Hamzanama）的插图画本，它奠定了莫卧儿绘画的传统，也成为此后20多年间宫廷绘画的主流风格。

《哈姆扎记》讲述了一段充满奇幻色彩的经历。与《列王纪》一样，也是口口相传的故事集。《哈姆扎记》主要描绘的是波斯英雄阿米尔·哈姆扎的非凡经历。据说他在战斗中代表了自己的侄子，即先知穆罕默德[160]。《哈姆扎记》插图本中共有1400幅图画，都是印度画家在莫卧儿宫廷画室里完成的，负责监督指导的则是两位波斯艺术家，米尔·赛义德·阿里（MirSayyid‘Ali）和阿卜杜勒·萨马德（‘Abdal-Samad）。他们来到印度为阿克巴皇帝效力，也带来了装饰华丽的波斯绘画风格。《哈姆扎记》中有一页讲述了莫卧儿王子努尔·达尔（Nurad-Dahr）溺水后被先知以利亚（Elias，也写作Elijah）解救的故事。但画面真正的主题是环绕在故事情节周围的密集的长幅装饰画：浓密的森林里生长着各种树木，还有孔雀栖息其间；涉禽在岩石上阔步行走，石缝间盛开着鲜花；水面翻涌着白色的波浪，水生动物在故事场景中穿梭腾跃。如此精美生动的画面很可能出自印度艺术家巴沙万（Basawan）之手，他是阿克巴宫廷中最伟大的印度画家之一，曾将欧洲油画的思想引入阿克巴宫廷绘画中，并因此成名。

《哈姆扎记》插画本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连阿克巴皇帝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创作，史学家阿布·法兹·伊本·穆巴拉克（AbuBl-FazlibnMubarak）是这样记载的：

技巧精湛的画师集聚于此，也将举世闻名的比扎德艺术与出神入化的欧洲艺术完美地融合起来。工艺之精美，线条之清晰，构图之大胆，种种优点，皆堪称完美，令无生之物仿若有灵。[161]

莫卧儿艺术家对那些出神入化的欧洲绘画的了解，大概来自荷兰和英国商人以及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一些绘画作品、印刷品或插图本[162]。

不过，莫卧儿风格最为极致的表现并非在于绘画，而是在建筑方面，出自阿克巴的孙子沙贾汗（ShahJahan）皇帝之手。他在亚穆纳河畔一处齐整庭院的大理石基座上，为自己的爱妻穆塔兹·玛哈尔（MumtazMahal）建起了一座恢宏的陵寝，以悼念这位在娩下第十四个孩子数小时后就不幸离世的皇后。河岸旁水汽氤氲，脚下的大理石基座触感冰凉，在万里碧空的映衬下，整个建筑拔地而起，仿佛一个苍白的幽灵。陵寝两侧都建有巨大的“伊万”，也就是壁龛式的拱形结构，细腻洁白的大理石表面镌刻着《古兰经》中描绘天堂盛景的诗行。这座陵寝名叫“泰姬陵”，也叫“皇冠宫”，意味着它同时也是对沙贾汗本人及其无上皇权的纪念[163]。沙贾汗死后也埋葬于此，想必也是遵从了自己的心意，他的衣冠冢就在穆塔兹·玛哈尔的旁边。陵寝中的墓碑铭文这样写道：“沙贾汗，英勇的君主，愿他安息于此，长留于世，愿他在天堂花园中永远安居！”[164]

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个伟大时代，在这期间，新思想不断涌现，如旋流激**。他们不仅从拜占庭和波斯艺术中汲取营养并加以改造，还回顾参考了古代建筑艺术，并于16世纪形成了一系列区域化的艺术风格。当时西亚的三个伊斯兰超级大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绘画类型与建筑形式。伊斯兰两座最伟大的建筑，即建于17世纪的泰姬陵和比它早了将近1000年的圆顶清真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只不过外形看似接近——都有位居中央的穹顶，上面装饰着《古兰经》经文，也都建于一大片基座之上。

那么，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件和绘画究竟是如何汇聚在一起，被统称为“伊斯兰风格”的呢？尽管它们在几何与书法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但这绝不是风格问题。它们之间真正的纽带并非在于外观，更多的是一种共同的使命感，伊斯兰艺术家心怀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当地传统之外，还有更宏大深远、更令人兴奋的精神感召。与此同时，看似无穷无尽的设计风格也带来一种全新的自然观，与远在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艺术传统遥相呼应，它们都有着精美的手稿插画和金属工艺，但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直接的联系。它们都反映出一种崭新的处世态度，也就是说，人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正如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希腊文化世界那样，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繁荣开明、通达四海的礼乐盛世，而规模之巨、疆域之广，早已超出了亚历山大的想象。

▲泰姬陵，1631——16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