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征途（第2页）

此后的罗马皇帝争相效仿奥古斯都对罗马进行改造，他们竞相攀比，互不相让。图拉真（Trajan）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柱，从石柱底部蜿蜒而上布满雕刻，描绘出他打败达基亚人（Da）的胜利景象。达基亚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区（）——他们的形象在圆柱上不易辨识，在顶端尤其不明显，不过这圆柱的本意就不是讲述战争故事的，而是用来宣扬胜利的力量的。

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Hadrian）在罗马城中心建造了一座供奉诸神的神庙，也就是一座“万神殿”，原址本是奥古斯都早期的一座小型建筑。哈德良将原先建筑上的一行铭文保留了下来：“此为三届执政官，卢奇乌斯的儿子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arcusAgrippa）所建。”[100]阿格里帕曾是奥古斯都的得力助手，留下他的铭文，也算是与过去的辉煌时代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哈德良的万神殿入口处整齐排列着十二根圆柱，每根都是由一块完整的埃及花岗岩刻成的，颇具震撼力。要知道，这些石料来自埃及沙漠腹地，要跨越2500英里（约4023千米）才能抵达罗马。穿过门廊，神庙内部却是一个极为简洁的圆形结构，覆以半球形穹顶。内墙覆盖着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将不甚美观却极为坚固的混凝土结构遮盖了起来。若没有如此坚固的混凝土结构，这个前所未有的巨型混凝土穹顶也将无法建成。在穹顶中央有一个开口，叫作“眼洞”，阳光由此处照射进来，在内墙上投射出一个缓缓移动的圆形光影，这有点儿类似于阿玛纳时期的埃及人热衷建造的太阳神庙。这座万神殿意在表明，罗马自视为一个神圣的帝国，拥有着统御四海的无上权力。

▲　万神殿，罗马，公元118——125年

哈德良在罗马城郊的别墅里摆放着数百件雕塑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希腊雕塑家基于原件复制的，这也是因罗马人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出口市场的一部分。他还创建了一种新的皇帝雕像风格——这些雕像有着优雅的鬈发与修剪整齐的胡须，看起来不那么像勇士，倒更像是希腊哲学家。哈德良本人的塑像很容易辨认，他的前任大多剃净胡须，有的甚至略微秃顶，但哈德良塑像别出心裁地雕刻出了虹膜与瞳孔，而不是将之直接画在眼球上，从而强化了他双眼炯炯、目光如炬的特征。

与奥古斯都和更早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后来的皇帝塑像也都采用了某种特定的“神态”，最为突出且得体的当属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奥勒留素有思想家的美名，曾写下许多励志格言，这些格言在他死后不久被集结成文集《沉思录》（Meditations）发表。他的镀金青铜像曾摆放在罗马城中心，可能就在马克西姆斯竞技场里。塑像中的奥勒留发型精致，骑着高头大马，神情严肃，甚至有些冷漠。骏马喷着鼻息，肌肉鼓胀，微微颤抖，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马的牙齿清晰可见，说明塑像刻画的是一匹特定的骏马，相比于马背上的人，这一细节更为写实。奥勒留伸开手臂，掌心向下，似乎周遭的一切尽在掌握。曾经有一次，有个濒死的野蛮人倒卧在马蹄旁。尽管马可·奥勒留总以哲学家形象示人，但他也是最具军国主义思想的罗马皇帝之一[101]。

▲　哈德良头像，约公元125——150年，青铜，高43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罗马的建筑风格不仅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上，也体现在其城市规划和基础建设方面——道路、水渠和下水道等。有些最宏伟的建筑是帝国时期的浴室，也叫“浴场”，通常内部都是壮观的拱形结构。罗马人还建造了最早的住宅单元，被称为“公寓”，以容纳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

不过，最为独特的罗马建筑更像是雕塑而非功能性建筑——更准确地说，是两者的结合。凯旋门，这种自成一体的拱形结构，装饰以浮雕和铭文，用来纪念某次军事胜利或某位伟大领袖。它往往矗立于城市入口，或者横跨城墙内的一条道路，是一座纯粹的象征性建筑——就像是帝国的门户，遥遥呼应着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即史前的墓前石棚（dolmen），也是用三块石头搭成一个简单的拱形。

▲　马可·奥勒留骑马像，公元161——180年，青铜，高4。24米。罗马，卡比利欧广场（现存放在卡比托林博物馆）

最精美的当数建于罗马的凯旋门，它的建造是为了纪念韦斯巴芗皇帝的儿子提图斯。提图斯曾于公元67年跟随父亲出征罗马的犹太行省，以平定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人暴乱。他在征战中（当时韦斯巴芗已经返回罗马并加冕为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为了代替被巴比伦人摧毁的第一座所罗门圣殿而建）。当时罗马人建造了两座拱门来祝贺提图斯的胜利，一座矗立于马克西姆斯竞技场，以纪念这场战斗（后被毁坏），另一座较大的拱门于公元81年建在罗马城主干道“圣道”上，以纪念在同一年去世的提图斯本人（这座拱门是由他的兄弟兼继承人图密善建造的）。

事实上，“圣道”上的提图斯凯旋门纪念的是一场庆典。其内墙的石刻板上展示着10年前提图斯从犹太行省凯旋时罗马举行的庆祝游行。在一侧的石板上刻着从第二圣殿掠夺来的战利品：一座黄金大烛台，还有耶利哥的黄金喇叭，士兵们将这些战利品高高举起，不停挥舞，四周林立着罗马军旗。在另一侧刻着提图斯，他站在驷马战车上，接受一位长着翅膀的胜利神祇的加冕——但丝毫不像帕提侬神庙饰带上那些**昂扬的骑兵，倒更像是马戏团里统一步调的一列马匹。

曾有幸目睹此番盛况的人们必定对游行队伍中的细节记忆犹新。其中一位就是罗马-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他是这样描述提图斯的凯旋庆典的：

打造成各种形状的大量的白银、黄金与象牙，简直不像是被抬着游行，而是像河流一般源源不断地涌来；还有拖曳而来的挂毯，有些有着最稀罕的紫色款式，还有些是巴比伦刺绣制成的精美画像；晶莹璀璨的宝石，有些镶嵌于黄金皇冠之上，有些制成其他样式。这些原本都是稀世珍宝，此刻却铺天盖地地涌来，似在纠正我们错误的偏见[102]。

约瑟夫斯还写道，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可以移动的巨型舞台，有些甚至有几层楼之高，上面展示着罗马——犹太战争的场景，包括被攻陷的堡垒、被焚毁的神庙，还有大规模的屠杀与骚乱，被俘的犹太将领也被迫站在舞台上，慢慢驶向他们的行刑地。

提图斯凯旋门保留了当时人们对胜利的记忆，也保留了他们对提图斯近乎神化的崇拜。画面中，他被一只雄鹰载着飞向天际，与诸神居住在一起。这一点在拱门顶部的大理石铭文中也表达得十分清楚：“罗马的执政官与人们以此献给神圣的提图斯，韦斯巴芗·奥古斯都，神圣的韦斯巴芗的儿子。”正如哈德良万神殿前凿刻的纪念性文字一样，提图斯凯旋门上的铭文也充满力度、寓意明显，比埃及石碑上的铭文更为清晰直观。罗马人设计的字母风格，连同它的衬线（每一笔末尾的小线条），令每一个字母都不啻一段粗体写就的庄严声明，传达出无可撼动的威严，对此后数百年的雕刻与印刷文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提图斯凯旋门上的雕刻饰板，古罗马，公元81年

无论是粗粝的胜利场景，还是大写的铭文，都令凯旋门显得与希腊建筑的细腻典雅相去甚远。到公元1世纪末，雅典早就沦陷并遭焚毁，被罗马帝国吞并，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建筑物；昔日这座伟大的都市，如今成了一座死寂的纪念碑。

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城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历代皇帝争相夸耀、歌功颂德，让城中挤满了各种纪念碑，帝国的荣耀已经让它有些不堪重负了。

距离提图斯凯旋门不远，是公元315年为纪念在位的皇帝君士坦丁（e）而建造的凯旋门，也是罗马所有拱门中最有意思的一座。这座凯旋门有三个拱形入口，其中之一的上方雕刻着一排蹲着的人像，正在倾听君士坦丁对罗马民众的演讲，而君士坦丁本人也一样蹲着。这些人像都瞪着眼睛，裹着厚厚的袍子，根本看不出身体的形状，与其说是真人刻像，不如说是人像符号。最有说服力的当属拱门上方的雕刻。数百年来，这些圆盘似乎比君士坦丁的演讲更引人入胜，它们展现了一些富于戏剧性和生动感的优美形象，让人联想到和平祭坛的雕刻作品，甚至是希腊的雕塑艺术。这些圆盘其实是循环利用，从200多年前哈德良时代的一座建筑物上撬下来的，其中的头像经过重新雕琢，更接近君士坦丁与另一位与其共同执政的皇帝李锡尼（Liius）。其实，整座君士坦丁凯旋门都覆盖着这种重复利用的雕刻与建筑石料——包括图拉真的浮雕和一座现已不存的马可·奥勒留凯旋门上的石板雕刻。这就像许多张照片拼凑成了一个相册，风格千差万别，总体意义含混不清，它们只不过展现了君士坦丁本人乐见的先皇先帝罢了。这座凯旋门并未展现一场圆融连贯的胜利，反而说明，罗马帝国距开国之初已经越走越远，也早已偏离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

▲君士坦丁凯旋门，古罗马，公元313——315年

这是罗马城内建造的最后一座凯旋门，它宛如一座石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个时代的起点，是希腊想象与罗马强权两者戏剧化的融合。尽管罗马帝国以其辽阔疆域著称，但大多数征伐都发生在共和国早期。不断入侵和征服为共和国增加了行省的数量，延伸了疆域的边界，也将各个族群联系在了一起，从东方黑海沿岸的比提尼亚（Bithynia）居民，到西方寒冷小岛上的不列颠人（Britons），都成了罗马的子民。尤利乌斯·恺撒曾在讨伐高卢期间到访过这座小岛，后来克劳狄乌斯（Claudius）在公元44年最终将其征服。70多年后哈德良登基，此时的帝国版图已达到最大。庞大的铺面道路网络从帝国首都向外辐射，覆盖全境。在不便修路的地方，罗马人建造桥梁，还修筑通渠，将水引入市镇。乡村的建筑与罗马城内歌功颂德的建筑一样宏伟壮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卓尔不群，象征着帝国无尽扩张的勃勃野心，也展现出罗马形象艺术意在表现的空间力量。

▲　君士坦丁凯旋门上的浮雕饰板，古罗马，装饰圆盘为公元117——138年，饰带为公元4世纪早期

罗马艺术沿着这些道路向外传播，并不断变化以适应沿途各种当地的文化传统，最终抵达帝国最偏远的地区，也就是西部的不列颠和东部的泰德摩特（Tadmot，今天的叙利亚巴尔米亚）。

帝国道路所及之处都会留下罗马的一个印迹，那就是马赛克，从北非的蒂斯德鲁斯[Thysdrus，今天突尼斯的埃尔·杰姆（ElDjem）]到叙利亚的罗马行省安条克（Antioch），再到高卢，甚至远到不列颠，可谓遍布各地。和许多其他工艺一样，马赛克也并非罗马首创。这一工艺大概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最初出现在苏美尔地区，此后传到埃及、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在希腊世界里，人们曾用涂色的鹅卵石，后来也用小块大理石或切割碎石，制成了当时最有创意的一些图案——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当时有一位名为索苏斯（Sosus）的艺术家在帕加马用马赛克铺成地板，画面展现出未经打扫的地板，就像宴会后的残渣碎屑和其他垃圾被人撒了一地[103]。罗马人的马赛克艺术继承了这种创意，但他们的餐厅地板上较少展示欢宴场景，多是围猎活动。对帝国各处的马赛克工匠们来说，还有一种受欢迎的图案是俄耳甫斯拿着七弦竖琴驯服野兽的画面。

罗马各个行省的总督更偏爱罗马文学中的场景，例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罗马不列颠一所乡间别墅浴室冷房的地板上有一幅马赛克作品，展示的是埃涅阿斯来到迦太基，与狄多（Dido）女王发生了一段情史。他们一起打猎，衣袍在风中翻飞，他们在暴雨中进入岩洞躲雨，彼此萌生爱意。马赛克画面上还有两人在摇曳的枝叶间拥抱缠绵的场景。整个画面中央则揭示了这场风流韵事的悲情结局。维纳斯脱下长袍，意味着狄多在埃涅阿斯离开时已经自杀。画面中还添加了天使丘比特指向下方的火炬，这也是常用来象征死亡的一个符号[104]。

这确实是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但画面表现得不够细腻精致，远不如在奥斯提亚（Ostia）甚至罗马高卢那些别墅中的作品——也许是当地某个工匠得到了来自罗马作坊里的设计图纸，然后依样复制的。这些工匠还在作品中添加了他们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因此，这里的《埃涅阿斯纪》仿佛是由当地演员用本地话进行表演的场景。

并非罗马行省的所有作品都有这种混搭风格，特别是在那些本就有着强烈艺术风格和高超工艺水准的地区，最为典型的就是罗马埃及。在埃及托勒密王朝被罗马人覆灭后的300年间，人们都在木板和亚麻布上绘制精美肖像，然后贴在木乃伊的匣子上，以此保留下亡者的音容笑貌。这些画像被称为“法尤姆画像”，因为后来人们在开罗以西的法尤姆沙漠地区发现了许多类似的作品。法尤姆画像仅采用了几种颜色以及简单的阴影线条，画风质朴直白，却是罗马帝国留存至今的最震撼人心、惟妙惟肖的形象作品[105]。一位黑发女郎低垂着眼眸，硕大的耳环烘托着脸庞的轮廓；她棕色的大眼睛顾盼生辉，端庄大气且富有智慧。尽管眼睛和耳朵画得特别大，但整幅作品依然真实生动，令人过目不忘。我们似乎能经由这些作品走近库齐库斯的伊娅遗失的画作。这些美轮美奂、震慑人心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早期罗马都城里的生活风尚。法尤姆画像还融合了多种艺术传统，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绘画风格，还有埃及人对死亡的崇拜和对来生的向往。

罗马人似乎很乐意接受埃及人对庞大建筑与奢侈风格的偏爱，但西部边疆的高卢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似乎总是格格不入。罗马人对那些说凯尔特语的部落所知甚少，只把他们视为野蛮人。凯尔特部落占据着辽阔的领土，其核心地带位于今天奥地利和瑞士境内。他们最初是从中亚和俄罗斯大草原迁移而来的，和所有移民一样，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的渊源与联系，远远不及罗马人的东方宿敌——波斯人。凯尔特人的生活淳朴天然，相比于庞大的石头建筑，他们更偏爱简单的木质结构。数千年来矗立于寒冷北方、饱经风霜的巨大石块是人类长期居住留下的唯一印记。

凯尔特人崇拜大自然的一切事物，他们能敏锐地感知自然生长的节奏，也善于发现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图案与形状。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最早的凯尔特艺术方兴未艾，出现了大量几何图案的饰品、绳结、编织物与动物形象，用于各种金属与宝石制品，还有青铜与黄金打造的武器饰品（所谓的“拉坦诺”风格，这个名字来自瑞士拉坦诺湖边一处考古发现地）。凯尔特人与斯基泰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很接近，其风格也接近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风格。与和平祭坛所刻画的繁茂而强势的藤蔓装饰截然不同，凯尔特艺术的图案带有一种活泼动感的生命力。在他们偏爱的各种符号中，最常见的是“三曲枝图”（triskele），这种三足螺旋图案在视觉惰性的作用下充满动感，与1000多年前米诺斯文化中的螺旋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被罗马征服之后，欧洲大陆与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部落不是被剿灭就是被罗马社会彻底同化——至少城市与军事定居点是如此。只有哈德良长城以北的不列颠岛的偏远地区，还是完全独立的，那里居住着“皮克特人”（Picts）——当初恺撒因其文身而给他们起了这个名字，意为“画着画的人”。三曲枝图那种生生不息的意象，以绘画、雕刻和铸造的形式，最终被保留在爱尔兰当地的艺术传统和民间记忆里。在公元4世纪末期爱尔兰皈依基督教后，这个图案重新焕发了生机，被用来象征另一种热诚的**。

此时的罗马已成为笃信基督教的帝国，基督教带来新的权威与信仰，对形象艺术创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罗马人将希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帝国，如今的基督教也改变了罗马。在公元4世纪之初，帝国荣耀已如大厦将倾，摇摇欲坠，此时的哈德良万神殿上的铭文还承载着奥古斯都时期的盛世记忆，宏伟的入口一直通向诸神的圣殿，他们曾随着埃涅阿斯的战船从雅典来到了罗马，可惜此刻早已不复存在，这座万神殿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

?　铜镜，也称“德斯博勒铜镜”，约公元前50——公元50年，青铜，35厘米×25。8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