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的恒与变以早期城郭布局为中心（第2页）
（三）秦至东汉时代：“大都无城”的新阶段
已有学者指出，与上述兴盛于东方列国的“两城制”的城郭形态不同，“从雍城到咸阳，秦国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格局，并对汉代国都的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云2006，韩国河等1992）。的确，在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势中，秦都咸阳尤其给人以“异类”感。
战国中晚期秦国及秦王朝（秦代）都城咸阳遗址，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原上、渭水两岸。虽然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量与秦都咸阳密切相关的各类遗存，但迄今尚未发现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结构也不甚清楚。
有学者对秦都咸阳遗址不见城垣的考古现状做了如下解释：“秦咸阳实际是个有范围而无轴心，有宫城而无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点分布的交错型，政治中枢随时间转移，所以中心建筑也未定型，这一状况的出现，应该说由于秦国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王学理1985）总体上看，秦都咸阳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划思想指导的不断扩展的开放性城市，其范围从渭北逐步扩大到渭水以南，最终形成了横跨渭水两岸的规模（韩国河等1992，李令福1998，徐卫民2000）。
位于现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据新的测绘结果，其城垣圈围起的面积近34。4平方公里（董鸿闻等2000）。该城址究竟是内城还是外郭？抑或属于“非城郭制”城市？学术界莫衷一是。针对汉长安城发现以来的主流观点——30多平方公里的城址就是汉长安城的外郭城，杨宽认为其“很明显地属于宫城（即内城）的性质”，“长安城内，主要是皇宫、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里’所占的面积是不大的”（杨宽1984）。对此，主持长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则认为“确认汉长安城为宫城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宫城是围绕皇宫（或王宫）修筑的城”（刘庆柱1987）。
二者对宫城概念的不同解释，差异在于杨宽取的是广义，而刘庆柱取的是狭义。其实，内城、小城、宫城本不易做明确的划分，三者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汉长安城》一书（刘庆柱等2003）的章节和附图，就包括城外的礼制建筑、离宫和苑囿，甚至汉长安城附近的诸陵邑。可见即便坚持认为汉长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学者，也不否认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属于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学者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刘运勇1992），这些认识都已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出巍巍帝都的气势。
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汉书·地理志》），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王子今2007）
类似的争议延伸到了对东汉洛阳城性质的论定上。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主流观点（王仲殊1984）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杨宽1993）。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
另外，东汉洛阳城已有较大的郭区，但尚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杨宽据《洛阳伽蓝记》的相关记载指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杨宽1993）。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洛阳城外的遗存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
三、晚期：魏晋至清代
随着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垣的兴建，“大都无城”的都邑形态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三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这三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
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
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苑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戚里”），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衙署和里坊等。北区大于南区。位于全城中部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垣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徐光冀1993）。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邺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邺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阊阖门南伸至南垣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至此城内部分几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坊，封闭式坊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地，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宿白1978，段鹏琦1986）
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里坊制城市的典范。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坊和东、西两市。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隋唐东都洛阳城，除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宿白1978，马得志1982，徐苹芳1982）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至北宋前期，封闭式的坊市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及制度，均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有所发展。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三层。中间一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即大内（丘刚1990）。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式平面规划，对后来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都有很大的影响。
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合组成，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城内的九条纵街和九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就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全城以街道划分为五十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徐苹芳1988）。
开封历代“城摞城”示意
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内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一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更为加长。所有城内宫殿及其他重要建筑都沿着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袭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林苑（徐苹芳1984）。
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才进入了“无都不城”的时代。
四、余论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实用性（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提炼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
（一）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2000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约三分之二的时间），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正处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王朝和帝国的上升阶段，大都不设防，应与广域王权国家和早期帝国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二）其间只有二里岗时期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其共性。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三）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质，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整里坊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综上，实用性城郭和礼仪性城郭，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差异。贯穿中国古代都城演进之始终而大致不变的是作为社会上层禁地和统治中枢的宫城或内城，直至紫禁城；随社会发展变动不居的则是都邑的总体布局结构，尤其是外郭城的有无。
已有学者注意到，马背上的族群在征服中国广大地域，占据国家的支配地位以后，面临着如何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耕地区原住民进行统治的问题。为满足原住民的心理需求，而在国都建设上尽可能地采用符合礼制的城郭与宫室形态，用充满象征性的建筑空间和具有隔离性、封闭式的管理来强化统治。从北魏洛阳、隋大兴、唐长安和洛阳起，直至后来的元大都、清北京城皆如此（李孝聪2017）。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规制产生的背景和意义。当然，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尚待今后深入的研究来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