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校外教育与特种学校(第4页)
座右铭:即使我们都死去,德国也必须生存。
歌曲:我们行军穿过大柏林……
结业典礼(晚上):营区领袖作最后演说。营员依次背诵每天的口令。“德国”一词将铭记终生。
为了培养纳粹事业的继承者,当局还创办了特种学校,用于培育纳粹精英,即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Erziehungsanstalten,缩写NPEA),简称“那波勒”(Napola),是纳粹特种学校中的初始类型。1933年4月20日,时任普鲁士文教部长的伯恩哈德·鲁斯特下令,在位于普伦(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三个旧军官学校的校址内创办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作为向希特勒的生日献礼。[142]此类学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经办。到1938年,从原来的3所发展到23所,其中1所建在原奥地利境内,1所建在苏台德地区。到1942年,更是发展到40所,其中3所为女校。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建立之后,立即引来许多人关注。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称赞这类学校的学生:“只有这样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男孩,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143]冲锋队对其也颇为青睐,一度想占为己有。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观看了1933年10月28日普伦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生的操练之后,当即表示可以用他的名字为这所院校命名。1933年秋末,冲锋队要求所有的教师和助教若非政府雇员,必须获得冲锋队内相应的军衔。[144]也就是说,不是政府雇员的教师如果不参加冲锋队,就将失去执教资格。以后由于罗姆垮台,冲锋队的要求才未能得逞。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则一直想把这三所学校作为党卫队的预备学校。当希特勒在党代会上一再表示“政治教育应该由党来进行,而不应交给国家机关或国家任命的教师”之后,[145]党卫队立即趁机强势介入。1936年,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监护权由教育部长授予党卫队分队长奥古斯特·海斯迈尔,由党卫队派驻自己的官员任教官。逐渐地,党卫队完全控制了这类学校。
在招生方面,优秀的种族血统和过人的身体素质是主要条件。入学之前,不仅要仔细审核学生的家谱,还要对学生进行身体特征辨别。根据《纳粹党初级读本》(TheNaziPrimer)的说法,从人种上说,德国存在六种人:北欧人(Nordic)[146]、费利人(Phalic)、西部人(Western)、迪纳瑞克人(Dinaric)、东部人(Eastern)以及东波罗的人(EastBaltic)。其中北欧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其后的三种人与北欧人血缘相近,各有所长,而最后两种则只适合作为仆人或跟班。[147]因此,在包括民族政治学院这些特种学校的招生工作中,首先要将学生归类,如果属于后两种人,就立即淘汰。此外,有身体缺陷的学生也不会被录取。这种体检不止一次,学校会不定期对学生身体发育情况进行再检查。体检相当严格,往往有许多学生被淘汰。然而在再检查中,只有极少数学生被剔除。学校招生时间为每年11月1日,地方学校必须将小学3、4年级(即10岁左右)中有入学意向的学生名单提交当地的学校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通过官方渠道将这份保密的名单交付附近的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院派出相关人员,在地方学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小学,审查候选人的课堂表现和升学考试情况。每个申请者都将接受为期八天的考试,内容包括文化知识和身体及性格测试。新生名单由各个学院自己确定,一般由各校最高领袖参考教师和医生的意见后裁定,然后提交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批准。每所学院每年大约会收到400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够参加入学考试,应试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够被录取。[148]理论上,纳粹党员的子女和军官子女享有入学优先权,但实际上,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考试一般为上午考德语拼写和写作,以及算术、历史、地理、生物和一般的常识,下午则进行身体测试,包括游泳(或者是“勇气测试”,诸如将不会游泳的人扔入游泳池,再由站立一旁的救生员救出)、田径、障碍赛跑、野外演习(含阅读地图)。部分野外演习在夜间进行,通常采取准军事训练的模式,比如俘虏敌方哨兵,被摩托车丢弃在数公里外,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自己找回营地等。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学生还有六个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证明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将在下半学期被开除。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学生名义上要缴纳一定的学杂费,每月从50马克至120马克不等,一年大约要交1200马克,但事实上往往能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获得减免,一般每年只需缴付50马克。因为在纳粹当局看来,父母的家庭经济情况将不予考虑,唯一决定孩子能否进入该学校并留下来的因素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功的表现。尤其是在欧战爆发后,学校更是大量减免学生的学费,如1943年,本斯贝格(Bensberg)学院只有三名学生在他们的第一学年交纳了一点费用。学生的课本、练习册等学习用品的费用也被免除。[149]
在教学内容和过程方面,海斯迈尔认为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不同于现有中学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其“目标是,使年轻人不再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而要接受真实的教育,即在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的总体教育,包含了尽可能多的人类力量的教育,像政治教育那样培育了个人、形塑了团队的教育”[150]。此类学校实行寄宿制,学生按军队方式编组,以排为基本学习单位,但文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学校的教学计划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各个学院在教学上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普遍趋势是加大体育课的比重。各校都认为,最好的课程比例是:每周4节德语课,4节拉丁语课,5节英语课,3节数学课,2节艺术课,1节宗教指导课,1节音乐课,5节体育课。学生每天要学习领会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军事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是拳击、划船、航海、滑翔、射击、驾驶摩托车和摩托艇。还举行模拟军事演习,往往在140平方公里的方圆内进行,师生共同参加。学生在第六学年要下乡6—8周,第七学年下工矿企业6—8周。当时的中学是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则是做家庭作业或从事体育活动,但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与此不同。它每天的课程从早上8点开始,上两节文化课,跟着上三节活动课,下午也是同样的模式。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习课本知识,它还应该包括智慧、体能、艺术以及政治能力训练的相互作用过程。[151]学校还经常举行各类竞赛,获胜者将参加春秋季的运动会,或者到野外度假和远足。每个学年有三个较长的假期:圣诞节、复活节、暑假。学生毕业前要经过考试,并获得大学入学考试评定,这让他们有资格进入高等院校。学生在毕业前大多能到国外交流学习,部分学生被送往德国前西南非洲殖民地的首府温得和克(Windhock),有一些被送往美国,但更多的学生前往英国。他们在感受异国风情的同时,感触最深的往往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自己国家的“曲解”和指责。[152]
尽管当局对该类学校学生的文化水平寄予厚望,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据主管者海斯迈尔透露,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生的知识水平,“不是高于而是低于德国高中学生的平均水平”[153]。1942年,全国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寄宿学校。它们除继续承担原有任务外,还负责接纳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的子女。
此类学校主管权的争夺,导致了第二种学校的诞生。原来,青年团领袖席拉赫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但希姆莱、鲁斯特等显要人物以他年纪轻、缺少经验、不足以培训德意志未来的精英为由,[154]将他排除在外。于是,他和劳工领袖莱伊一起,着手组建更具纳粹色彩的特种学校。同时,不少纳粹党官员并不满足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建设,在他们眼里,“它是一种反动的旧普鲁士传统的回归,而不是为第三帝国培养新一代精英的现代制度”[155]。于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HitlerS,缩写AHS)应运而生。
此类学校从1936年开始组建,第一所于1937年2月1日落成。它们直接隶属于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系统,总体事务由全国青年副领袖库特·彼得(KurtPetter)主管,并且在纳粹党政治指导办公室中设置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办公室(AmtAdolfHitlerS)。[156]各校事务则由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大区领袖分管。由于其目标是建成史无前例的、独立于现存国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体系,所以教学安排更为灵活,纳粹党的培养目标体现得也更为直接。但由于纳粹党的经费不如政府系统充裕,受此制约,尽管预定目标是每个大区都要建造一所此类学校,但是直到欧战结束,全国只建造了10所,学生的总容纳量为3600名(每年总招生数为600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不伦瑞克学校。
据1937年1月15日由席拉赫和莱伊联合发布的命令,此类学校的学生来自少年队,从12岁儿童中选拔,受训6年后毕业。[157]学生不必自己报名,也毋需经过文化考试,一般由各地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从11岁的少年队员中预选候选人,主要标准是具有纯德意志血统(白肤、金发、碧眼者有优先权),然后经由所谓“正直的”党的地方领袖正式推荐,即进入选拔程序。生理条件尤为重要,如1940年,此类学校在巴登地区选拔新生,48个获提名者中就有14人基于身体原因无法入选。[158]而且这种检查非一次性的,以后学校会不定期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进行再检查。体检合格者还要通过为期两周的青年营生活考察。在那里,他们被分成5—8人一组,由一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小队长带队,进行侦察演练、器械体操、夜行军等考核。这种考核是极富竞争性的,但勇气和忍耐力则是决定性的因素。如选拔过程中有拳击比赛,一位名叫约阿希姆·鲍曼的候选人被要求与一名强壮的学员对决,结果自然是失败。但由于他在其中表现出了勇气和意志力,党的大区领袖当即裁定其是学校“正确的人选”。[159]选拔工作的最后程序,是由党的大区领袖组织一个委员会进行面试,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决定录取的名单。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训练重点是军事体育和在纳粹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学生全部住校,以小队为基本活动单位。每小队有1名高年级学生指导铺床和穿衣等内务,以及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规范。教学方法是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练。学生要记录个人成绩和品德评语,有升留级制度。毕业文凭可作为升大学的学历依据。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相比,它更加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建校初期,它为学生安排体质训练每天5课时,文化学习1课时(含阅读纳粹报刊)。以后文化课比重提高到每周22课时,体质训练15课时。而体育课的内容也经常别出心裁,考验胆量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必须从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最高宿舍楼的阳台上越过栏杆往下跳,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下边会有一个帆布兜接着。这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勇气和信任上司。他们还在结了冰的湖面上凿两个相距10米的冰洞,学员要从一个洞下去,从另一个洞出来。这种运动对普通孩子而言已经超过了其体能的极限。
由于过分强调体育课,忽视文化课,其结果逐渐显现出来。1942年,罗伯特·莱伊和席拉赫在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视察,当他们向学生询问纳粹党党纲的内容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有的学生甚至强词夺理地说:“对我们来说,民族社会主义远比党纲重要。”[160]此后,学校的课程设置略有调整,文化课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由于教师来源复杂,资质各异,既有大学讲师,也有党的官员和前青年运动的成员,等等,再加上长期缺乏既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又具备教学价值的教材,所以学生的文化水平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特种中等学校中有一所更为特殊的学校,那就是冲锋队组建的学校。冲锋队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尝试失败后,就于1934年1月组建了直属于自己的特种学校,即位于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湖边的民族社会主义高等学校(NSHoheSchule)。“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该学校受到纳粹党司库弗兰茨·克萨韦尔·施瓦茨的保护,得以幸存,后来又归附于赫斯办公室,得到马丁·博尔曼的鼎力支持。1939年8月8日,赫斯将它重新命名为费尔达芬纳粹党国家学校(ReichsschulederNSDAPFeldafing)。[161]学校独立于教育部,进行6—8年的中学与实科学校相结合的教育。由于马丁·博尔曼的关系,该校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因而其设施和运作都是奢华型的。学校拥有40幢别墅作为学生宿舍,25辆摩托车供运动使用,学生们在美丽的草地上学打高尔夫球,在施塔恩贝格尔湖上划着奥林匹克新赛艇。它在教学计划制订方面得到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帮助,其课程只限于“那些对未来的国家公民必要的东西,对于他的职业以及对于协助纳粹党建设工作必要的东西”[162]。其课程设置主要是德语、历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体育课达到14节。毕业考试为参加一次谈话,并自选题目写一篇文章。这类文章往往是在纳粹世界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的认识或者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个人志向的表达等。这所学校成了纳粹特种学校中最成功的一所。
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为骑士团城堡学校(en,缩写NSO),主要建立于1936—1937年。此类学校由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领导。之所以取名为“骑士团城堡”,主要是模仿中世纪德意志骑士团的气氛,让学员和民众感受到高贵和神秘。此类学校全国共有四所,各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座落于波美拉尼亚的克罗辛泽城堡(see)的训练重点是拳击、骑术和滑翔等;位于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的训练重点是登山和滑雪;座落于莱茵区的福格尔桑城堡(Vogelsng)重点是体格锻炼,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备优良的健身房;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点是强化灌输纳粹主义思想。
纳粹党意识形态阐释者罗森贝格还试图建立“纳粹党高等学校”(HoheSchulederNSDAP),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来培养纳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建立反犹研究所,并拟制出在巴伐利亚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后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战争的来临为纳粹党特种学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将这一教育体制带向了终点。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现役士兵和预备军官只有经过特种学校的培训才有资格获得国防军和党卫队的领导岗位。[164]于是,各类特种学校都紧急行动起来,教学也日益军事化。孩子们热切希望能够走上战场。当战场形势表明战争有可能迅速结束时,有的孩子甚至悲叹自己无法赶上战斗。然而,形势很快变得残酷起来。一批又一批特种学校的学员走上战场,但伤残和死亡的命运也降临到这些14—15岁孩子的身上。早在1944年3月,海斯迈尔就向希姆莱汇报说:“来自NPEA的年轻的领导接班人在敌人面前证明了他们完全经受住了考验……(有)1226人阵亡、失踪……”[165]实际的阵亡人数远不止这些。然而,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放弃特种学校的计划,“没有一所特种学校接到过上级关于解散的命令”[166]。但是,当特种学校还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实施来年的招生和教学计划之际,它们所在的地区已经一个个落入了盟军的手中。
【注释】
[1]JeremyNoakesandGeoffreyPridham(ed。),Do,1919-1945。p。333。
[2]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p。75-76。
[3][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98页。
[4]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283。
[6][法]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122页。
[7][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全两册),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8—659页。
[8]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p。198-199。
[9][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页。
[10][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13页。
[11][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页。
[12]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317。
[13]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283。
[14]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32页。
[15][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35页。
[16]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74。
[17]AdolfHitler,MeinKampf。TranslatedbyRalphMaon,1971,p。159。
[18]RobertEdwiheWarthatHitlerWoInfamandainHistory。Loions,1979,p。31。
[19]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33页。
[20]RobertEdwiheWarthatHitlerWoInfamandainHistory。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