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纳粹党内两派争斗（第1页）

第三节纳粹党内两派争斗

“啤酒馆政变”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的政治决策能力还不够成熟。同时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身陷囹圄，活动范围大受影响。各种因素叠加，使党内的其他力量迅速崛起，力图把纳粹运动引入自己感到较为理想的方向。党内斗争因此而尖锐起来。

希特勒入狱后，被取缔的纳粹党分裂成若干集团，其中比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Streicher，旧译“施特莱彻”，1885—1946）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Grossdeutseinschaft），另一个是施特拉瑟兄弟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NationalsozialistischeFreiheitsbewegusds）。

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追求与希特勒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党纲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

他们两人世界观的形成，同样与家庭环境有关。其父亲彼得·施特拉瑟（PeterStrasser）是温特海姆初级法院的评议员，对亚当·斯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说颇感兴趣，热衷于寻求社会公正和改善小资产者生活条件的新途径。他曾在工作之余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世纪之交的“新”制度》，提倡一种民族主义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作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

兄长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是位出色的组织家和宣传家。大学求学期间主攻药物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战场上表现出色，获得一级、二级铁十字奖章各一枚，并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战后退役，在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胡特镇（Landshut）开了一家药房。他向往用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来拯救祖国，组建了名为“下巴伐利亚突击大队”（SturmbataillonNiederbayern）的准军事团体。1920年初，他第一次与希特勒接触。尽管双方有很多不同见解，但他崇拜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才能，随即率领其组织加入纳粹党，担任该党第一个大区——下巴伐利亚大区的领导人和该区冲锋队领袖。“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也被捕入狱，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但判决后才几个星期，1924年5月，他因当选巴伐利亚州议员（以后又当选国会议员直至1932年12月），获释出狱。

弟弟奥托·施特拉瑟的思想更为激进。他曾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和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两次负伤，升至中尉军官。战后曾加入志愿兵团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又于1919年底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该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rts）的编辑。四个月后因不满该党领导人同国防军合作而退党。1920年10月，他出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勒代表大会，在听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长达数小时的报告后，对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感兴趣。以后曾帮助范·登·布鲁克（ArthurMoellervandenBruck，1876—1925）撰写《第三帝国》一书。经过1923年德国的经济危机，他看到小资产阶级遭受沉重打击，最终形成了其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并于1925年加入纳粹党。他认为，“为了拯救德国，必须借助一种革新的、以基督教和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同观念，把农民、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斗争”，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外，再没有其他的思想能够革新国家”。他还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和强调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

在兄弟两人中，奥托的思想较深刻，理论叙述能力也较强，他常常为哥哥起草讲稿和文件，但因为以格雷戈尔的名义发表，所以名声远不及哥哥大。

格雷戈尔作为国会议员，享有火车免费乘车证，有权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说。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出狱后频繁奔波于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德国北部，进行游说和宣传，在这一地区影响很大。这样，纳粹党内逐渐形成了“北方派”，由于这一派认真对待党纲中的社会改革要求，也被称作“激进派”“社会主义派”或“左派”。

初期，北方派内有一名重要的成员，即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1897—1945）。他出身于职员家庭，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病后左腿萎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如愿入伍，心中郁郁不乐。战争后期进入大学求学，先后在几所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文学专业，192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曾受自由派学者的影响，立志做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诗人，毕业后写了一部小说和两个剧本，但无人愿意出版。他因此而再次感到命运不公，并且认为这是犹太出版商从中作梗的结果。1922年他加入纳粹党，因为同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主张相仿，受到后者的重用，成为格雷戈尔的秘书。

与北方派相对应的是“慕尼黑派”，又称“主流派”“保守派”或“右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成员有以下几位。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R，1893—1946），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塔林，是德意志人。早年在俄国的大学求学，因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底移居慕尼黑，从事报业工作。他具有强烈的反犹和反共思想，信奉种族主义文化观，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1919年初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成为党的理论权威。希特勒吹捧他是新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先知者，并于1923年任命他担任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

鲁道夫·赫斯（RudolfHe?，1894—1987），出身于商人家庭。一次大战期间曾与希特勒在同一团队服役，获得二级铁十字奖章。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与地理政治学创始人豪斯霍弗尔关系密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昔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他在文章中认为，这个人必须是独裁者，具有铁腕手段，应该来自大众，但又超群拔俗，像一切伟人一样，在流血面前毫不畏惧，必要时甚至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1920年他加入纳粹党，逐渐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理想中的领袖。

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1893—1946），1893年生于巴伐利亚高官家庭，其父亲曾经担任过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总督。他在一次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国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大队”最后一任队长，以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王牌飞行员。战后长期在航空业供职，1921年曾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政治学专业。1922年秋因崇拜希特勒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联络上层社会的主要中介人。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假释出狱。他向政府保证恪守法律，请求撤销对纳粹党的取缔令，获得批准，纳粹党由此可以恢复原来的名称和组织架构。1925年2月27日，该党举行重建大会，希特勒在南德以慕尼黑为中心恢复了原有的势力。但是他认识到，要想把纳粹运动真正扩展到全国，必须在北方，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堡垒——柏林获得立足之地。他深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组织才能和在北方的影响，而自己非但没有免费乘车证，不久又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为了避免分裂，保持纳粹党在北德的力量，同年3月初，希特勒被迫同意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继续在北德从事活动，准许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施特拉瑟兄弟利用这一条件，继续扩大在西北部地区的活动。格雷戈尔坐着火车，一周内在莱茵兰、汉诺威、萨克森和普鲁士的一个又一个大市镇发表数次演说。他还抓紧时间在那里组建纳粹党的地方机构，指派地区领导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了九个大区组织。奥托入党后，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信札》（NationalerSozialistBriefe）半月刊，供北德的大区区长们阅读。不久又购买一家陷于困境的出版社，改名“战斗出版社”（KampfVerlag），每天出版五种纳粹主义报刊，其中《萨克森观察家报》的发行量最大，达5万份。

施特拉瑟兄弟还着手拟制新的党纲。他们认为，希特勒派过分注重党纲的民族主义内容，无视社会主义条文，这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原意。同时，《二十五点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太笼统，在北德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既不利于争取中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在工人中扎根，很难推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于是，格雷戈尔委托奥托拟定一份革新的纳粹党党纲。

1925年9—10月，施特拉瑟兄弟的新党纲基本成形。新党纲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对《二十五点纲领》作了补充，声明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提出了纳粹党尚未充分陈述的经济要求。

在农业方面，纲领草案规定，全国的土地形式上属于民族的财产，农民的全部土地转变成不能出售的“世袭采邑”，限制私有财产，重新分配土地，成立合作社。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7点提出的土地改革要求，具体规定2。55平方千米以上的大庄园，分成127。5—510平方米的农民庄园，内部实行合作制，原庄园上的德籍农业工人每人可获得5。1平方米的“封地”。

工业方面，纲领草案提出，努力使大企业国有化，工人应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和财产占有。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4点中“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明确规定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应改为股份公司。企业主仅保留49%的股份，其余51%归民众所有，其中10%归企业职工，30%为国家财产，11%由教区和行政区分配。在非重要工业部门中，企业主可保留51%的股份。对于较小的企业，工人、国家和行政区都无权提出占有要求。

商业方面，纲领草案除赞成《二十五点纲领》第16点要求“将大百货公司充公”之外，还倡议建立中世纪行会模式的强制手工业者协会和工厂联合会，保护小资本不受大资本的竞争威胁。

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纲领草案主张废除“领袖原则”，改为由精英人士推举各级领导人。

在外交方面，纲领草案主张推行独立政策。重申废除凡尔赛体系，要求恢复1914年的边界，合并奥地利等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建立大德意志国。认为“德意志欧洲中心国”应在苏联和其他盟国的支持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解放战争中诞生”[17]。

新党纲同《二十五点纲领》相比，强化和深化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革要求，淡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在当时德国阶级斗争的局面中，这些反对大资本、主张废除地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要求，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很明显，由于小资产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北方派的纲领同样不代表未来，反而更加突出地反映出前资本主义时期旧式手工业者、独立小农和小商人这一类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和要求，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空想。

随着北方派力量的增强，他们试图削弱以至取代希特勒对党的控制，把党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以便把整个纳粹党的发展方向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