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 悲回风（第2页）

根据以上几个方案，各路来客展开了讨论。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有关馆址的第1、2两个方案，没有代表性，是不可行的。关于馆名的几个方案，凡与会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1、4两条，不能审时度势和正确地对待现实状况和研究成果，具有盲目性。因为三星堆遗址刚刚揭开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文化性质和内涵尚不清楚。尽管有学者们推断具有古蜀都邑的可能，但没有一件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古蜀国的国都。况且从考古钻探的情况看，遗址内一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陵墓。这也是一个令许多主张蜀都的学者颇感心虚的软肋。如此一种现状和学术研究成果，就直呼蜀都或广汉蜀都，实在有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甚至是胡思乱想的味道。经过为期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方案终于被确定下来，最后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馆址建在三星堆遗址之内。

方案既定，广汉方面迅速报到省里审批。1988年8月11日，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在广汉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隶属广汉县文化局（后升格为副县级单位，直接隶属于县政府）。1990年3月3日，广汉县政府邀请有关方面举行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论证会。会上从十八个设计单位中选出了三个方案，其中两个为德阳设计院的方案，另一个为西南设计院的方案。经当地官员、文博、建筑等方面的专家评定，最后选定西南设计院的“蜗牛”方案。尽管这个蜗牛状的东西明眼人一看就是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莱特设计，并于1959年坐落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模仿之作，但广汉并不是纽约，这个“蜗牛”当然不如纽约万丈高楼丛中的那“一粒贝壳”来得自然和从容。因而这只“孤独的蜗牛”从外观看上去就显既单薄小气，又瘦弱不堪，外形简陋，内部空间狭窄，但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在没有更好、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只好矬子里拔将军，决定选用这一方案——这就是后来建成并用于对外展览，并被人们笑称鸭子河边一只蜗牛的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建筑。

又经过了近一年的折腾，筹建博物馆的事总算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前期的基本工作已经做完，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包含的内容，除了缺少金钱之外，还有一点不可或缺，那就是凡在“国保”遗址之内建造博物馆，必须有国家文物局的批文方能动工兴建。鉴于这一关键性的高级别门槛不过不行和非过不可，广汉方面本着夜长梦多，事不宜迟的处事原理，于1991年春，令文化界的老将敖天照与博物馆筹备处一位临时负责人同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当面汇报，陈情盖博物馆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当敖天照等二人到达国家文物局，找到分管的副局长沈竹并陈述了理由后，沈竹一时拿不准是可以盖还是不可以盖，便把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找来征求意见。黄景略听罢，直言不讳地对沈竹和广汉方面的敖天照道：“这盖遗址博物馆可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们想盖就可以盖的事，首先要把遗址的内容搞清楚，连里边的文化内涵都搞不清，还怎么盖馆？盖起来后怎么展览？怎么对外解说？让观众看什么？听什么？你们说是个城，可这城的陵墓在哪里？没有陵墓能不能说是城？如果找不到陵墓，城墙的具体位置至少应该搞清楚，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五年前我去三星堆工地时就跟赵殿增说过，如果是城，更要好好地探一下，尽量弄清这个城是怎么回事。如果四川方面在钻探上有困难，我可以帮着从洛阳请几个探工。洛阳探工在钻探陵墓与文物古迹方面很有经验，全国好多地方都是我帮着给找的洛阳探工。可你们的赵殿增没当回事，只说是地下有土坯、有城墙，可到底这土坯或城墙是咋回事？北城墙在哪里？是被鸭子河冲毁了还是没有冲毁？是在河北边，还是在河南边？这一切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样一个发掘状况就要建遗址博物馆，你们说说这个三星堆是什么遗址呵？是古蜀的什么人生活住居的地方呵？搞考古嘛，有它的特殊性，有些问题不见得全部搞清楚，也可能永远搞不清楚，但总得有个差不离吧？否则你们说这是古蜀鱼凫王或杜宇王或开明王的都城，或者是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过几年又说是不对了，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不让人笑话吗？你们广汉县抢文物比较积极，地下出土的东西还没有清理、修复，报告也没有发表，你们就敢扣押文物不放，要是出了事你们的领导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了一点本地区的利益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要了，这能行吗？当官太狭隘了不行，太本位主义了不行，光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不管别人死活不行。”

黄景略（右）向作者讲述当年敖天照、刘家胜进京要求建博物馆的往事

黄景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点支烟在手上，环顾了一下沈竹与敖天照二人道：“依我看，这盖博物馆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是遗址博物馆，就要把遗址尽可能地搞清楚。那样吧，你们回去跟省考古研究所商量，至少把城墙的事弄明白，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搞清楚了，再申请盖馆的事，否则这个馆不盖也罢。”

听罢黄的发言，敖天照解释道：“省考古研究所和我们联合在这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去年一年基本就是围绕着城墙的问题做的工作，特别是对东城墙的局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土坯砖，大致了解到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城墙建筑结构等。与此同时，省、县双方还共同投资了140万元，在鸭子河南岸修建了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这项工程既保护了遗址的安全，也保护了土壤的流失。总起来说，工作还是做了一些的。”

敖天照说完，众人沉默了一会儿，沈竹接过话题道：“工作是做了一些，但总是要把这遗址的事情尽量搞清楚一点才好。我看刚才黄处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们回去就再继续做一下工作吧。”敖天照等二人听罢沈竹副局长这带有一锤定音性质的发言，虽心中压着火气，但不好当场发作，深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哼哼哈哈地点头答应着，颇为尴尬与恼怒地走出了国家文物局。

回到四川后，敖天照等二人将北京之行向省、县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省、县领导深感无奈，只好再和省考古研究所赵殿增协商，令陈德安、陈显丹出面组织人力物力，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勘察发掘。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重要和关键的是，在遗址的西部发现了城墙，经过部分试掘和解剖，发现了大量与城门有关的柱洞和其他建筑遗迹，从而使三星堆古城墙在学术界首次获得了确切的肯定。

既然古城墙已发现并被学术界认定，从东、西城墙的间隔与规模等迹象推断，此地作为古蜀国某个时代的都城是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的。至于是属于鱼凫还是杜宇，或者是开明，仍然难以做出最后的结论。尽管如此，广汉方面还是再度打起精神，要解决盖博物馆的最后一道障碍——钱的问题。在首先以东道主的身份召开了一场一百余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又通过某种关系和日本《朝日新闻》接上了头，并由日方出面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由头，要把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运到日本东京、广岛、长崎等地进行展览。同时，也付给广汉方面一部分实惠。此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在省考古研究所的仓库或修复室，要想使这批东西漂洋过海到日本展览，就必须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同意，否则将难以成行。为了促成此事，广汉方面再次派出敖天照和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刘家胜赴北京进行汇报兼游说。敖、刘二人深知此事办成的可能性甚小，但还是硬着头皮随着颠簸动**的火车，心中“嘭嘭”打着小鼓来到了国家文物局，找到了副局长沈竹。待说明情况后，沈竹觉得此事有些棘手，再次让经验丰富的黄景略出面答复。黄耐着性子听完敖、刘二人的一番叙述后，反问道：“这事你们觉得合适吗？”

刘家胜思索了一会儿道：“这个事嘛，我们也没经历过，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不过我们要盖博物馆正缺钱，如果能到日本展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分钱。要是在那里搞个巡回展出，让日本民众普遍都看一下，门票卖得就多了。日本人说这个博物馆就由他们出钱给盖，这样的好事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呵！”

黄景略听罢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道：“钱是个好东西呵，这年头不但有钱能使鬼推磨，要是钱多了还能让磨推鬼呢！日本人的提议就能让你们置国家民族尊严于不顾？以前我就对你们的领导明确指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既不属于广汉，也不属于四川省，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当然，也可以说是属于世界人类的，但它首先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权归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有，然后才是整个世界人类的。这么珍贵的文物，我们国家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老百姓，整个十二亿人民大众都没能看上一眼，你们就为了几个钱把东西运到日本去，这还有一点民族尊严和情感吗？如果把这堆东西真的弄过去展览，你们准备找谁陪同一道去？除了你们县里几个地方官员，是不是还有1941年日机轰炸成都时死难烈士的后代也一道过去？至于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嘛，当然要比不邦交、不正常好一些，总比打起来要好嘛！但不能搞成一旦邦交不正常，日本人就驾着飞机往四川扔炸弹；一旦邦交正常了，四川人的腰里不是别着匣子枪，也不是高唱着什么‘大刀向鬼子头上劈去’的歌曲，而是掖着老祖宗留下的珍宝，跑到日本国土上去讨好，这不是不肖子孙是什么？当年鲁迅先生说的没错，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一想真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趁黄景略打火点烟的空隙，敖天照颇有些不服气地道：“照你这么一说，这国与国之间还不能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了？我们伟大的邓（小平）总设计师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摸着石头过河。这过河可以，怎么过海就不成了？要是不能过海捞钱，这博物馆还怎么盖？”

黄景略吐口烟雾，平静了一下刚才有些激动的心情道：“我的理解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点钱，这同样也不像社会主义。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是鸭子河还是大渡河，我管不了，但要搂着三星堆的文物过海，我可以管。那就是在考古资料没有发表，发掘报告没有出版，中国人没有看一眼之前，是绝对不能放行的。”

“那我们该咋办？”看到黄景略如此慷慨激昂，情绪激动，没留半点活动的余地，刘家胜插话问道。

黄景略望望敖、刘二人，站起身以平和的语气道：“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中华民族的文物，还是让中国人先来开开眼吧。至于盖博物馆的事，国内有钱。要是各方面都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可出一部分帮着你们盖。”

敖、刘二人听罢，不知是喜是悲，木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怀揣着悲感交集的纷乱心情黯然神伤地离去了。

尽管二人走了，但黄景略对此事仍惦念在心，总感觉不太踏实。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些事情是没有谱的，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凭空冒出来。如果当地官员经不住金钱的**，想个点子，钻个空子，欺上瞒下，把东西装上轮船漂洋过海也是可能的。为防万一，黄景略报请领导批准，专门以国家文物局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文件，下发到四川省有关部门，彻底断绝了部分当地领导欲携三星堆珍贵文物赴日展览念头。

广汉方面一看赴日展览的事这次又被国家文物局给搅黄了，大为光火，盛怒之下便不再顾及建馆的事宜是否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复，于1992年8月28日，在三星堆遗址北部，靠近鸭子河的河滩上，举行了声威浩大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

此后，在成都方面一批社会活动家和致力于和平建设人士的斡旋下，199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建立三星堆博物馆有关事项的批复”的文件，最终同意了广汉方面的申请，在三星堆遗址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1994年7月，由中央、省、县三方投资兴建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主馆土建工程竣工。同年9月，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陈德安等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苦苦追寻了十几年的南城墙。至此，除北城墙可能被鸭子河冲毁外，三个方向的城墙全部找到并通过发掘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已探明的三星堆古城区范围面积达到了三平方公里以上。

三星堆博物馆奠基典礼

1995年1月至6月，由广汉县文化局原局长肖先进牵头，以陈显丹、樊一、夏大正为主创人员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古城古国古蜀文化”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两个方案通过审定。1996年8月，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内部装修及陈列布展，外部园林建设及附属建筑修建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1997年7月4日，经四川省有关方面讨论决定，将原定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更名为“三星堆博物馆”，同时把开馆时间定在1997年10月26日，即在成都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开幕的次日。

当这个决定下达后，广汉方面极度兴奋，一边加紧对外部园林和附属设施的建设，一边向省政府打报告索要正在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此，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召集省文化厅、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协调，并请考古研究所尽快交出文物。尽管这时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已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他制定的基本战略决策没有大的变化。当年陈德安等人为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拉到成都，忍受了巨大的屈辱与折磨、忍让与妥协，一路费尽心机，过关夺隘，总算突出重围，成功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其悲壮苍凉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并像梦魇一般缠绕在脑际挥之不去。既然这胜利的果实已经牢牢在握，就不能轻易让别人取走。于是，继赵殿增之后而上任的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仍然延续了赵殿增当年制定的基本战略战术，以“文物正在修复，已修复的部分文物大多都在国外展出尚未运回”为屏障，把广汉方面的请求和省政府协调人的要求暂时挡了回去。

就在省县双方较劲争雄的空隙，考古人员在工作站内修复出土的青铜神树

当此之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的确是在紧锣密鼓的修复之中，同时有一少部分文物正在国外展出。这个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名称为“中国文物‘人与神’特展”。由于三星堆文物巫术特色较重，看上去颇有些神里鬼气的意味，便特地挑选了青铜大立人像、纵目人面具、太阳器、牙璋、铜尊等二十多件器物随团展出。这批文物于1995年6月始，先后在德国的埃森和慕尼黑、瑞士的苏黎世、英国的伦敦、丹麦的路易斯安娜等城市的文化艺术场馆巡回展出，至1997年秋季才全部结束，时间长达两年余。当参展的文物运回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后，所内人员听说这批文物在海外展出的两年多来，受到了外国人的喜爱与欢迎，所到之处均引起极大轰动时，显得异常激动和兴奋。有人专门为此发表文章，以极大的热情礼赞和讴歌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用自己的文化瑰宝敲开了不列颠博物馆的大门。”

1996年9月，三星堆出土文物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时情形

日本人拍摄的三星堆出土玉璋

巡回展览是大获成功。前几年由于国家文物局黄景略等人的阻挠而吃了闭门羹的日本人，一直暗中窥视着邻边这个号称礼仪之邦与泱泱大国的一举一动。获此消息，他们立刻火速派出精锐人员秘密潜入成都，悄悄地与当地文化官员磋商，以“三星堆文物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借口，提出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在日本展出。磋商结果，中国方面同意于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打破三星堆文物没有单独到海外展出的先例，允许这批出土文物中的精品赴日本展出。

当大部分条件谈妥后，日本方面派出一个先遣队来到成都，先行察看文物，计定包装计划，商讨运输线路、文物保险等事宜，并专门带来了摄影师，为预展的文物拍照，做展出前的预热、宣传工作。此时，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正在省博物馆展厅对外展出。中国方面派出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负责监督和协助日方的拍摄工作。

当拍摄工作开始后，日方工作人员连同摄影师，一副狂傲骄横、目空一切、恣意妄为之态，压根儿就不把考古研究所派出的专家杨晓邬等人放在眼里。按照杨晓邬等专家的要求，展厅中的文物在拍照时，必须在地上加铺软垫，且由中方人员亲自动手移动文物。因为就这批文物的材质、习性以及修复后器身各部位的承受力等等，杨晓邬等修复专家了如指掌。在移动时他们会注意到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节，不至于造成大的闪失。但几个日本人特别是年轻气盛人高马大的摄影师却不吃这一套。他将几张白纸铺在展厅的硬质水磨石上，置杨晓邬多次建议于不顾，并胆大包天地撇开中方人员，开始和同伴把一件又一件文物，搬来倒去来回调整位置以便拍照。当摄影师对着一件玉璋拍了几张之后，感觉不甚满意，于是放下相机亲自上前拿起玉璋来回翻腾，以便调整出一个最佳的角度。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一恍惚间，沉重的玉璋突然脱手，“咣”的一下掉在了铺有两层白纸的水磨石地面上。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响动，玉璋当场被摔成几截，四散于地下。眼看着文物被摔碎，中方人员无不惊骇，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对方和脚下的器物，心中迸发出痛楚与怨恨之情。但日本的那位摄影师仍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满不在乎地站起身，准备继续拍摄这件玉璋。在他的心目中，或许这件经自己之手亲自摔碎了的中国文物，更富有刺激性和拍摄灵感，就像当年他的同胞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表现一样。但此时的成都毕竟不是当年的南京。杨晓邬等人当场以东道主的身份高声喝令对方停止一切操作，开始针对这件玉璋做各方面的善后处理工作。正在众人面带惊恐之色分头忙碌之时，无事可做又颇感无聊的日本摄影师，从身旁一个同人手中要过了中日双方签署的文物保价单，当翻到这件玉璋时，保单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3500万美金。这位摄影师看罢，嘴猛地大张，眼珠往上一翻，腿一软，高度1。83米、重约一百公斤的身子，如同被飓风蓦然拔起的电线杆，在空中摇摆晃动了几下，“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手里那沓保价单飘飘悠悠地落到了被摔碎的玉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