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来人（第1页）

国家文物局来人

林向（左二）在三星堆遗址标本室向前来参观的专家介绍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协调、沟通与准备，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政府联合成立了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广汉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陈治山任组长，省考古所陈德安、陈显丹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林向共同担任领队，川大考古教研室霍巍、李永宪等为指导教师。参加发掘的三方各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考古队伍。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出动师生二十多名，德阳市所属各县也派出文物干部十余人，加上在当地雇用的民工，总计接近二百人。这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走到一起的发掘队伍，自此开始了三星堆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1986年3月1日上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林向率领二十余名师生分乘两辆汽车，于11点15分来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在与其他各地前来发掘的人员陆续会合后，在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租借了十八间房子分别安顿下来。此时本已是春光明媚野花初放的季节，以往就连数九寒天都鲜见雪花的川西坝子，这天却突然骤变，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面对这奇特的天象异兆，川大师生及省考古所的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发掘人员心情格外亢奋，认为这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吉兆，是一个预示着本次发掘将产生辉煌战果的神秘暗示。待吃过午餐，川大师生与省、地、县各方考古人员，急不可待地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三星堆遗址中仅存的半个土堆旁，以此为坐标，开始勘察地形，准备布方发掘。大雪弥漫中，林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愫。这种莫名的情愫促使他放开脚步，渐渐远离了人气盛旺的工作现场，径自走向一块台地的高处，观察起周围的景色。只见整个三星堆遗址内，无论远处近处，皆是茫茫一片。在这种罕见的景致中，他的内心深处在增添了一分洁静与空灵的同时，一幕幕往事也随着飘**的雪花悄然涌上心头。

——这是林向从事考古事业以来，第三次来到此处参与不同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了。

1932年出生于上海的林向，于1949年高中毕业后，在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了一名部队文艺战士。1955年，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一夜之间由一名战士变成了文质彬彬的书生。

1958年秋，为配合即将到来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工程，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三方联合，由六十六名专业人员组成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开始在四川境内展开大规模调查。林向作为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参加了对当时川东三峡库区范围内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两岸的考古调查，并和省博物馆的陆德良共同带领一个小组负责奉节、巫山两县境的调查工作。就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溪遗址。

轰动中外的巫山大溪文化遗址

彩陶瓶（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

泥质红陶，长筒形，高17。7厘米；器表磨光，绘黑色平行线和绞索形纹样。是大溪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多出于墓葬中

许多年后，林向在回忆与自己的学术生涯发生过重要关联的大溪遗址时，曾这样描述道：“1958年11月间，我们组溯江调查来至巫山西界江南的大溪镇，镇西濒临大溪河。大溪河全长一百二十余公里，虽是山涧溪河，而水流终年不绝，在入江口恰与瞿塘峡口的洄水沱相遇，水面甚宽。西岸为瞿塘峡口白盐山东麓（小地名乌云顶山）面江、河的倾斜台地，远望可见我们要找的遗址所在地。本来对岸有村落以渡船与大溪镇往来，当时已近正午，久等不见驾船者前来，同组陈培绪同学自恃江津人水性好，不听劝阻竟下水泅渡，不料水冷湍急，顿生险情，幸好有渔者相助得登彼岸。（大溪口水面平静而实凶险，翌年发掘时有应届高考生当民工者，不幸在此游泳遇难。）陈登岸后即举着从河坝拾得的石斧大声欢呼，急召我等过河。待我们一行过得河来，全组人为断崖上暴露出来的二米多厚的文化层所激动。文化层几乎全为白色的鱼骨渣夹杂着人骨、兽骨、陶片、石器所构成。整个下午我们即采得打琢磨制成的大小石斧、圭形石凿、打制的石锄、彩陶片、黑陶片、夹砂陶片、人骨、鱼骨等标本一大堆，还从乡民手中征得彩陶瓶一件。所得标本比此前搜集到的总和还多，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发现。大溪遗址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我们把大溪遗址发现的好消息即报队部。此次调查的领队杨有润先生急急赶来复查，还在后面山坡上找到很多石砌的长方形‘蛮洞’（应该是东汉砌券石室墓），绳纹粗陶实足鬲等显然是较上述新石器遗存为晚的遗物。杨兴奋地认为这是四川的最新发现，并以遗址上有冲沟名火爆溪而在以后的《调查简报》中以‘火爆溪遗址’命名。”

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大溪遗址进行发掘，林向作为川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了发掘。根据前后两次发掘的资料，省博物馆考古人员沈仲常、袁明森执笔撰写了《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并于《文物》1961年11期发表，遗址的名称遂由原来的“火爆溪遗址”改为“大溪遗址”。可能是出于谨慎或者是对这一遗址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尽管遗址已得到更名，遗憾的是沈、袁两位没有进一步地提出“大溪文化”这一遗址的文化概念，而这一文化的提出与命名正是由林向后来完成的。

空心陶球（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泥质红陶，直径5。4厘米；器表饰红陶衣。空腔，腹内有小响石，晃动时可发出响声。上下、前后、左右均有对称的穿孔，孔之间有蓖纹相连。可能是一种玩具，在大溪文化中发现较多

大溪遗址发现后，林向的名字引起了时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课的冯汉骥的注意和重视。在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冯给予林向当面赞许，师生之间的感情遂进一步加深。就在林向1959年毕业之时，川大历史系创建独立的考古专业，身兼教研室主任的冯汉骥要招收一名副博士研究生。正值青春年华的林向怀着“搞考古可以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名山大川跑一跑、转一转”的想法，报名投考，结果以第一名成绩有幸成为冯汉骥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研究生。1960年11月，四川省博物馆在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整理大溪遗址1959年两次发掘的资料时，由于林向参加了调查与发掘，冯汉骥命他参加整理并负责撰写《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的重要工作。就在这部划时代的《报告》中，林向经过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根据考古学巨擘夏鼐提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首次提出了“大溪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提法，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同。随着后来这一地区不断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考古学家们基本搞清了大溪文化主要在四川省东部和湖北省西部一带，湖南省也有部分遗存的分布范围，经碳14测定，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

1962年6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根据冯汉骥的意见，准备到广汉月亮湾做实习调查。林向作为深受冯汉骥器重的唯一一位研究生，与另一位教师先行前往调查。这是林向第一次触摸到三星堆遗址的门槛。当二人来到广汉中兴公社地面后，从鸭子河北岸蹚水过河，上岸后一边打听，一边向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走去。行进中，远远地看到前方右侧有三个大土堆在一条直线上，他们猜测这可能就是与月亮湾紧密相连的三星堆吧。怀着一丝好奇，二人走上前去，看到马牧河有一条流出来的水沟呈南北向切断了这几个原本可能相连的土堆，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面。林向和另一位教师从断面上取了部分土样观察，只见泥土为人工堆积的花土，土中夹杂有大量陶片，从陶片的形制来看，大体断定为殷末周初之物。就在这次发掘中，冯汉骥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对身边陪同的马继贤和林向等人说出了那句被业内人士流传日久的先知式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80年，林向带领学生在月亮湾发掘

1963年9月，已毕业留校任教的林向作为冯汉骥的助手，曾几次奔波于川大与月亮湾之间，除做一些行政事务外，还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考古队的发掘。

自从随冯汉骥最后一次离开月亮湾，到现在再度返回三星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在此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天换地的巨变。古老的文化遗址犹在，但已不是当年那散发着温热与柔情的模样了。原本一望无垠，绿色**漾、鲜花飘香的川西坝子，早已被一排排、一堆堆乱七八糟的砖瓦垛和残破的厂房以及冒着滚滚黑雾的烟囱所阻挡和隔断。那起伏有致的台地，也已被砖厂的民工们刨挖得沟壑纵横、窟窿遍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了。而就在这片广阔的台地下，埋藏着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爱与恨，情与仇，大悲大痛、悲喜交集的记忆密码。只要打开这组密码，一个民族图腾的历史映像便豁然显现于世人的面前。只可惜这组密码被无知的有关领导者和只为了贪图小利而不顾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的帮忙者给毁坏了。要打开远古的记忆之门，由于这样的破坏而变得越发复杂和艰难起来。这一人为的恶果不能不令后来者扼腕慨叹。作为考古专业的教授，林向当然知道，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对于文明的破坏与摧毁，基本上来自战争和无知这两柄双刃剑，而愚昧无知的杀伤力往往比战争更为酷烈与巨大，对文明的破坏与消解也更为彻底。这种杀伤力，会将这一文明或多种文明**涤得无踪无影。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作为活着并清醒着的后来者才会更加痛心疾首。

1980年，林向带领学生在月亮湾发掘地点所绘图

屈指算来，三星堆地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掘，到这次联合发掘队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行动，前后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作为中国的西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华大地屈指可数的一块文化圣地，竟被几个无知痴儿以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名义折腾成这番模样，实在令人为之悲怀怆然。当年的发掘者如冯汉骥等大师已先后离开了人世。斯人已逝，而作为他的学生，今天尚站在这块土地上的自己也将老去。时间就是这样造就着生命又毁灭着生命，个体的表象的生命消失了，但生命中的精灵却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与密码而得以保留。这种文化渐渐演变成一种永恒的传统和无穷的魅力，滋润着在苦难中奋勇跋涉的中华民族那不屈的精神与向善向美的心灵。现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薪火传到自己手中已经是第二个接力段了。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来月亮湾时才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而今已年过半百，从教二十余年，华发早生，手中的接力棒也即将交到朝气蓬勃的第三代学者手中。而在此前，每当看到从川大走出的散布于全省甚至全国各个考古工地的年轻领队们，在一个个大型遗址的发掘中，指挥若定、意气风发的雄姿英采，而与之相随的更加年轻的莘莘学子埋头探坑、潜心钻研的进取豪情，又令人生发出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喜之感。看来这学术的薪火不但不灭，而且是越来越旺。或许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创造出大气象、大辉煌来……这样想着，林向于不知不觉中，已回到了那半个土堆前。茫茫大雪中，在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的具体指挥下，一个个即将发掘的探方基本布置停当了。

为了发挥兵多将广、人多势众的优势，本次发掘在三星堆周围共布了东、西、南三个发掘区，每个发掘区以5米×5米开方。由于发掘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不久前正式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领队培训班考核标准》组织实施，工作质量和效率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发掘。

此前的1984年，国家文物局为了提高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实际发掘中的能力与水平，开始在山东省举办一年一期、每期时间为三个月的“考古领队培训班”，并由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亲自主持。在培训期间，除在国内外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讲课外，特别注重田野考古中的操作规范，要求学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操作。如在下坑发掘时，不管是长期还是暂时，都不能穿皮鞋或对坑中土层造成明显印痕的鞋子等具体细节也在规范之内，并制定了培训班严格的考核标准。学员学习期满，考核过关者准予结业，并由国家文物局频发“领队资格证书”。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在全国任何考古发掘工地出任考古队长。培训班按照这一培训原则，自1984年创办，一直延续到1995年，历时十一年，共培训了十一期学员方才告一段落。经过这一时期的严格培训，中国考古发掘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迎来了“文革”之后第一个黄金时期。由于黄景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后来业界将这一时期称为“黄景略时代”。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经四川省考古所推荐，陈德安、陈显丹二人于1985年进入“全国考古领队第二期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结业证书与领队资格证书。此后他二人双双回到三星堆考古工地主持发掘工作，直到迎来了此次三星堆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的实施。

1986年4月，全国考古汇报及文物调查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文物干部李季三人，陪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廖井丹来到四川视察工作。廖原出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市第一书记，后调中宣部任副部长。1985年，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夏鼐去世，该职由廖兼任。这次受四川方面邀请，廖井丹等一行来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