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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的预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设**的兴起，中国西南部先是有成渝铁路的建设，接着颇受国内外瞩目的天成（后改宝成）铁路也开始动工修建。就四川境内而言，宝成铁路南段由成都起始，全程需经过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彰明、江油、昭化、广元等十个县境。从成都到绵阳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从绵阳到广元一带，又为南北交通的孔道，特别是昭化和广元两地，历代都为政治、军事重镇，其地下文化丰富，文物颇多，具有古蜀文化相当明显的代表性。鉴于在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线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宝成铁路工程开始时，当时的西南区文教部有关领导，曾充分注意、考虑到这一重要方面的因素。为了配合工程建设，更有效地宣传文物政策和清理保护出土文物，西南区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派遣工作组前往铁路沿线，开始清理和收集发现的文物。

1953年年初，由于工作的开展和各种重要文物的发现日益增多，西南区文教部再做决定，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与宝成铁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民政厅、公安厅、绵阳专员公署等单位联合组成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由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为总负责，下设宣教和技术两套班子，开始到沿线各单位和群众中间宣传文物政策，并从事文物的保护、清理、收集等工作。冯汉骥上任之后，对广汉月亮湾一带这个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古代遗址特别关注，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坏，他亲率考古工作队前往调查发掘。他在后来发表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一文中，有一大段是关于广汉中兴乡月亮湾遗址调查与发掘的论述：“由于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筑路工人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使清理文物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广汉中兴乡遗址散布地面甚广，我们在打鳅田略为试掘，即出土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数未制成的石器。据推测，此地可能是一石器制造场所。时代不会很早，虽没有铜器发现，或者是属四川巴蜀时代（殷周）的遗址。巴蜀时代遗址，是我们此次工作中注意的重点之一，但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发现，只在广汉车站工程中得有铜矛一件，出土情况不明，是属于巴蜀铜器型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冯汉骥在庆幸之余，还夹杂着一丝没有发现心中梦想的那种古代器物和遗址的淡淡的遗憾，这个遗憾一直等到九年之后才得以弥补。

由于月亮湾这一文化遗址的重要性为学界所熟知，1955年，受四川省文化局的派遣，省博物馆考古学家王家祐再赴广汉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调查。作为冯汉骥学生的王家祐，于1926年生于成都，受知识分子家庭文化的熏陶，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幼年拜青城山常道观易理轮（心莹）道长为师，并由恩师赐名王宗吉。当他于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毕业后，遂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等教授学习中国历史。1948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三年，其间云游、考察了上海、南京、杭州及四川各地石窟造像区，并师从高道名僧学习道学与佛学。1951年追随冯汉骥到西南博物院（今重庆博物馆）筹备处从事考古工作。1953年8月，进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进修，并聆听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向达、苏秉琦、阎文儒、吕遵谔等文化大师的讲课，结业后返回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要负责考古调查方面的工作。由于王家祐在读川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冯汉骥兼任这一年级的班主任，并直到这期学生毕业后的1950年赴重庆组建西南博物院方才离开，因而从关系上而言，王家祐既是冯的学生，又是下级加助手。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冯汉骥每次下田野搞文物调查，王家祐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得力干将。冯两次赴广汉调查发掘，王家祐都是开路先锋和发掘的主要实施者。1954年下半年，王家祐离开重庆调至成都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半年之后开始遵照上级的指示再次赴月亮湾调查。但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紧张，收获甚微，只是“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了土层，无所获”。于心不甘的王家祐在撤离考察现场时，同他的恩师冯汉骥一样，心中生出了一丝怅惘和难以割舍的情愫。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王家祐与本馆的考古学家张甸潮主持。借此机会，王、张二人怀揣着一个尚有些朦胧的梦想再赴广汉月亮湾，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较为详细的勘察。就在勘察的过程中，王、张二人那朴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燕氏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王家祐与张甸潮借住在县城文化馆的一间平房里，要到月亮湾工作，来往要步行三十几里的路程，交通和生活均十分不便，每当遇到风雨天气，更是倍觉困难与艰苦。面对此情，燕青保主动邀请王家祐与张甸潮住到自己家中，二人推辞不过，便于几个风雨之日吃住于燕家。时燕道诚已经作古归西，燕青保开始主持家政。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从当年燕氏一家发现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们主持的发掘，连同活阎王陶旅长率部在月亮湾盗宝的所作所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和拜把子兄弟，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当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时，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不再是原来慈禧老佛爷统治的大清国和蒋委员长主政时军阀混战的民国了。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在各级政府当官办差的官员，则成为农民兄弟的仆人了。这个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并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国家，曾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假如上边文物部门和司法部门真要追究起来，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为此，王家祐对燕青保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事还没有外人晓得，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要仔细掂量一下这人头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头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更值钱，哪个更有保留价值，到底是保人头还是保石头……”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头不保石头，决定从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国家主人与合法公民，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20世纪50年代燕青保一家合影

王家祐回忆在月亮湾与燕氏父子交谈的往事（作者摄）

燕家藏宝的石槽

燕家挖出的玉瑗珍品（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用一个猪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为精美的几十件文物，然后由王家祐牵线搭桥交给了省博物馆。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后一批，也是最为精美的一批。至此，燕家声称再无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号称藏有“广汉玉器”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其真品仅为四十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台湾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后，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两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遗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燕道诚当年捐赠的部分器物（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1958年春，王家祐与张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相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三十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根据调查结果，二人很快写出了后来被业内广泛引用，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发掘具有先锋意识和前卫观念，同时兼有深厚学术功底的著名论文——《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此文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刊出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中说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沟及土岗的断层中，包含了较多的陶片和火烧土的文化遗迹，我们就地采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再沿土岗南行，岗势略向左转，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积层，估计应是当时烧造陶器的地址。在此访问居民时，据说附近农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我们收集到一批历年在此出土的玉、石制品，计有牙璋、石璧（残）、石镞、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状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此外，在发现的一块褐黄色半透明的石块上，有数道人工磨制痕迹，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过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当地的制品。这里收到的两块赭石，形状是磨扁的方形条块，表面呈紫色，光滑有细腻感，硬度很高。……因为许多石、玉器都是农民挖出的，它与陶片层在时代关系上究竟怎样，尚待日后发掘研究。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近年来农民因从岗西穿过岗东，挖出了一道水沟，在沟东端右边断面上，露出较大块的陶片层，岗面好几条沟的断壁里，也同样包含着很厚的陶片层。明白地显示了这里是古遗址的所在地。我们在这里略一挖取，就收集了几种不同器形的陶片，并在沟边拾了一件磨制的石斧。这些陶片，经过初步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它的特征是这样：从陶片部位上看，较多是敞口器的口缘，另外有灯柱下端和器腹；陶质方面，有淘洗过的泥质细陶……此外，从这些陶器片的制作技术和火候方面看，轮制技术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器壁厚薄不一，火候也较低。

三星堆遗址早期出土的玉琮和玉瑗

综观以上具有的这些症状，可以看出这批陶片与四川各时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及成都青羊宫遗址的陶片、器形、特征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新繁、月亮湾、三星堆）这三个遗址的文化，相当于殷周时期，与战国以下的文化当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至于这一文化的全貌如何，与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关系怎样，尚有待今后将这三处遗址正式发掘后，才能着手研究。

王家祐、张甸潮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调查，以及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识，是三星堆遗址近百年历几代人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中，极富学术眼光的一次具体的实践，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调查结束后，二人专程到广汉县政府汇报并请求对包括月亮湾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加以保护，同时首次向学术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保护以三星堆区域为主体的“广汉文化”的呼吁。这一行动与考察成果，对后来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继王家祐、张甸潮此次调查四年之后的1962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需要实习，曾在成渝和宝成两条铁路沿线的文物调查与抢救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此时已从重庆调回成都并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借这次学生实习的机会，冯汉骥决定亲率师生赴月亮湾对这个一直令他梦牵魂绕、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巨大魅力的古遗址再度展开一次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调查与发掘。

关于冯汉骥的经历以及他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为其所做的小传中可以有个大体的了解。冯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一个中学教员家庭，五岁时在家乡私塾中发蒙，十岁入美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宜昌美华书院学习。1914年，因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冯汉骥基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毕业。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并于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冯汉骥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学生必须信奉基督教和学习神学，遭到冯汉骥的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其享受免费的权利，并要求冯汉骥偿还全部学费。冯毕业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归还了学校全部学费八百余元。

由于冯汉骥在大学时读的是文科，并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他的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第二年升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