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索罗浮起来了002（第4页）

当然，“厄恩斯特”只是那家伙在弗洛伊德旅馆使用的名字。写那些色情的东西时，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化名。我不喜欢去描述色情。苏西告诉我们，厄恩斯特在大学里教过一门课——“文学情色史”，但厄恩斯特写的色情作品不属于情色。菲尔格伯特上过厄恩斯特的情色文学课，甚至连她也说，厄恩斯特自己的作品与真正的情色作品毫无相似之处，因为真正的情色作品绝不是色情作品。

听了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我们感到头疼，喉咙发干。弗兰克也常说，他读着读着，眼睛都觉得干涩。莉莉听了一次之后，就不再听了。我坐在弗兰克的房间里，觉得浑身很冷，而那个死人一样的假人模特，好像一个满怀好奇心的女教师，也在偷听着弗兰克的描述，但不加任何评判。我感到阵阵冷气从地板升起，钻进我的裤腿，一直往我身上跑。那冷气从尽是缝隙的老旧地板底下穿上来，从老屋的地基穿上来，从漆黑的泥土穿上来——我不禁想到，那泥土底下埋着古代文多波纳[8]人的尸骨，埋着入侵此地的土耳其人喜欢用的刑具，有鞭子、木棍、压舌板、短剑，底下还有流行于恐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密室。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与性无关：他写的都是没有希望的痛苦，没有记忆的死亡。苏西听了，一阵风似的跑出弗兰克的房间，去洗澡了；莉莉听了，当然哭了；我听了，恶心反胃（两次）。弗兰克呢？他气得把手里的书一把扔向假人模特（好像那书是那假人模特写的似的）——这本书叫作《孩子们坐船去新加坡》。这些孩子最后都没到新加坡，书里的孩子一个都没到。

可是，弗兰妮听了之后，没有别的反应，只是皱起了眉头。她在想厄恩斯特，她要去找他，去问他——首先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颓废能大大提升革命的地位。”厄恩斯特慢吞吞地对弗兰妮说。弗兰克有点手忙脚乱，他在尽力把厄恩斯特的话翻译得准确些。

“一切颓废的事物将加速这个进程，加速这个不可避免的革命。在这个阶段，让人产生反感是很有必要的。政治反感，经济反感，对我们不人道的制度的反感，以及道德反感，对我们自身的反感：我们怎么让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在说他自己。”我低声对弗兰妮说，但她只是皱皱眉头。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当然，色情作家是最令人反感的，”厄恩斯特嘟囔着说，“但我在为革命服务。”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莉莉问厄恩斯特。莉莉知道，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瑞镇，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可不是什么时髦的事。

“那只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厄恩斯特说。在对我们这些孩子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成了过去的历史，好像一个巨大的物体在运动，我们不是被这个东西拽着前行，就是被它后面吹出的风刮得不知去向。“我是一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说，“呃，就我个人而言，”他把手一挥，接着说，“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在思考情色问题。如果施万格在哀伤咖啡馆的逝去，如果她在为她的鲜奶油感到难过——革命也是要消耗那种鲜奶油的——那么，我是在哀悼情色，因为情色也是必须要消亡的。在革命之后的某个时候，”厄恩斯特哀叹道，“情色可能会重新出现，但它将绝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在新的世界里，它永远不会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

“新的世界？”莉莉说。厄恩斯特闭上了眼睛，仿佛那是他最喜爱的那支乐曲的副歌，仿佛他用心灵之眼已经看到了那个“新世界”，那个完全不同于地球的星球，那里居住着全新的生命。

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的那双手长得太纤巧精致了：修长的手指可能有助于在打字机打字——这打字机是厄恩斯特的钢琴，他在为那部描写世界巨变的歌剧弹奏曲子。他身上那套廉价的、微微有些发亮的海军蓝西装总是那么干净，只是有些皱巴。那件白衬衫洗得很干净，可从来没有熨过。他没系领带。他的头发不是很长，就是很短——长得太长了，他就把它剪得很短。他生就一张运动员的脸，修得干净利索，充满青春活力，有一往无前的气概——那是一种少年般的俊美。苏西和菲尔格伯特都对我们说过，厄恩斯特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美女杀手”。流产小姐说，厄恩斯特上情色文学课的时候，总是充满**，兴致一来，有时还手舞足蹈；这与他谈起革命这个话题时虚弱无力、低调慵懒、疲惫不堪（至少是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判若两人。

他个子很高，虽然说不很结实，但也并非弱不禁风。当我看到他弓着背，竖着西装外套的领子，从弗洛伊德旅馆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又度过了令人伤心的、让人恶心的劳苦工作的一天，现在正准备回家——他的侧影让我突然想起了契帕·达夫。

达夫的那双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四分卫的手——也太纤巧精致了。我还记得契帕·达夫在球场上的样子：往前耸着护肩，小步快跑回到混乱的运动员中间，想着该如何发布下一个信号——下一道指令，下一个命令——两只手像两只鸣鸟一样立在护臀上。那时，我当然知道厄恩斯特是个什么角色了：他就是激进分子中的那个四分卫，信号发布者，阴谋的制订者——别人都在围着他转。我也知道，在厄恩斯特身上，弗兰妮看到了什么。她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外表像契帕·达夫的人，而且是一种自信的品质，一种邪恶的气息，一种毁灭的暗示，一种冷若冰霜的领导力——就是那种东西，悄悄潜入我姐姐的心里，俘获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个她，夺走了她身上的全部力量。

“我们都想回家去。”我对父亲说，“回美国去。我们要的是美国。我们不喜欢这里。”

莉莉抓着我的手。我们又回到了弗兰克的房间。弗兰克紧张不安地击打着假人模特，弗兰妮坐在弗兰克的**，眼睛望着窗外。她可以看见莫瓦特咖啡馆，就在克鲁格大街对面。现在是清晨，有人把烟头扫到了咖啡馆门外，扫过人行道，扫进了排水沟里。激进分子不会在莫瓦特咖啡馆消磨夜晚的时光。夜晚的咖啡馆多是妓女们的地盘，她们从街上溜达回来，就在这里歇脚，打几把台球，喝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有时客人就找上门了。父亲让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去莫瓦特咖啡馆玩一会儿飞镖。

“我们想家了。”莉莉说，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现在还是夏天，母亲和艾格才刚刚离开我们，因此我们不敢多说想念这想念那的。

“我们在这里待不下去的，爸爸。”弗兰克说，“这里的情况看起来太糟糕了。”

“现在正是我们离开的好时候，”我说，“然后我们去上学，每个人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我已经找到我该干的事了。”父亲说，声音相当柔和，“我答应了弗洛伊德。”

一个瞎眼老头能有我们重要？我们真想对他大吼大叫，但父亲不让我们继续谈论他答应弗洛伊德的那件事。

“你怎么想，弗兰妮？”父亲问弗兰妮。弗兰妮依然盯着窗外，看着清晨的街道。这时，老毕力格——那个激进分子——进来了，尖叫玛丽——那个妓女——出去了。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累的样子，但都不疏于礼节，是地道的维也纳人。弗兰克房间的窗户敞开着，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之间亲切地打招呼的声音。

“您看，”弗兰克对父亲说，“没错，这是第一区，但弗洛伊德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这个区最糟糕的街道。”

“有点像单行道。”我加了一句。

“也没有停车的地方。”莉莉说。克鲁格大街没有停车的地方，因为这条街好像是专门为送货卡车建的，这些卡车开进来，把货物送到卡恩特纳大街那些豪宅的后门。

第一区的邮局也在我们这条街上——一栋破烂肮脏的建筑，根本无法把客人吸引到我们的旅馆来。

“街上还有妓女。”莉莉小声说。

“二等妓女。”弗兰克说，“这条街，别想着能好了。我们与卡恩特纳大街只隔了一个街区，可是我们永远成不了卡恩特纳大街。”弗兰克说。

“即使建了一个新的大堂，”我对父亲说，“即使大堂建得很漂亮，还是不会有人看一眼的。而且，你还把客人安排在这样的楼层：下有妓女，上有革命者。”

“在罪恶和危险的中间，爸爸。”莉莉说。

“当然了，我想，从长远来看，这是无关紧要的。”弗兰克说，“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总之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到最后我们一定会离开的。这是一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旅馆。我们可以在船正下沉的时候，或者沉没之后离开。”我真想踢他一脚。

“是的，我们都这样想。”莉莉说。

“弗兰妮？”父亲叫了弗兰妮一声，但弗兰妮并不应答，依然望向窗外。在狭窄的街道上，一辆邮车正想绕过一辆送货卡车。弗兰妮看邮件来来去去，心里盼着小琼斯给她写来的信——我想还在等契帕·达夫的来信吧。她给他们两个人都写了信，写了很多封，但只有小琼斯给她写了回信。

弗兰克继续用他那世故和冷漠的口气说：“要我说，等那些妓女的体检通不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等黑英奇长得足够大了，我们就可以走了；等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汽车爆炸了，我们就可以走了；等第一个客人——或最后一个客人——起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

“等到我们让这个旅馆运转起来，”父亲打断了弗兰克的话，“我们才能走。”这时，连弗兰妮也转过头来看了父亲一眼。“我的意思是，”父亲说，“等这个旅馆成功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不能把它弄得不成样子就撒手不管，一走了之。”他说——讲得还蛮有道理，“因为我们不能空手而归啊。”

“你指的是钱吗？”我说。父亲点了点头。

“你已经在这里投钱了？”弗兰妮问。

“在夏天结束之前，他们就开始建造大堂。”父亲说。

“那么还来得及！”弗兰克叫道，“我是说，还来得及撤钱，对吗？”

“把钱撤出来，爸爸！”莉莉说。

父亲和蔼地笑了笑，摇摇头。我和弗兰妮望向窗外，看到了那个色情作家厄恩斯特。他正走过莫瓦特咖啡馆，满脸是厌恶的神情。过马路的时候，他把挡路的垃圾一脚踢开。他特意走得很快，好像猫追着老鼠一样。但看他的脸色，他好像永远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他总比老毕力格还晚一步到旅馆上班。他今天至少要写三个小时的色情小说，在吃午餐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然后去大学讲课（他说那是他的“唯美主义时光”），接着，他将面对令人疲惫的、情绪低落的傍晚时光，他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他把这段时光留给“意识形态”工作——给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时事快报写稿。等待他的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憎恨。弗兰妮的目光已经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