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索罗又回来了（第4页）
“勃拉姆斯的胡子确实像农民的胡子。”弗兰克说，“农民们模仿的，是谁的胡子？”
“施特劳斯的！”我和莉莉喊道。
“傻问题。”弗兰妮说，“我来考考弗兰克。”
“随便考。”弗兰克说，他紧闭着双眼，拧巴着脸。
“珍妮特·海格是谁？”弗兰妮问。
“她是施尼茨勒的‘甜心女孩’。”弗兰克说，脸一下子红了。
“什么是‘甜心女孩’，弗兰克？”弗兰妮问。朗达·雷在一边听完发笑。
“你自己知道的。”弗兰克说，仍红着脸。
“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施尼茨勒和他的‘甜心女孩’做过多少次爱？”弗兰妮问。
“天哪！”弗兰克说，“很多次！我忘了多少次。”
“四百六十四次！”马克斯·尤里克大声说道。弗兰克念的所有历史片段，尤里克都听了，并且过耳不忘。与朗达·雷一样，尤里克先生以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听弗兰克念书，对他和朗达来说，是件新鲜事。他们在弗兰克念书的时候比我们听得更专心。
“我还有一道题要考爸爸！”弗兰妮说，“米琪卡斯帕是谁？”
“米琪卡斯帕？”父亲说，“耶稣啊，上帝啊！”
“我的上帝。”弗兰克说，“弗兰妮只记得与性有关的人和事。”
“她是什么人，弗兰克？”弗兰妮问。
“我知道！”朗达·雷说，“她是鲁道夫的‘甜心女孩’，鲁道夫与她过了一夜，然后回到梅耶林，回到玛丽·韦瑟拉身边，自杀了。”那些甜心女孩，在朗达·雷的记忆中，在她的心中，总是留下了位置的。
“我不也是一个甜心女孩吗？”在听弗兰克念完阿瑟·施尼茨勒的生平故事之后，朗达·雷这样问我。
“你是最甜心的那个。”我对她说。
“呸！”朗达·雷说。
“弗洛伊德在哪里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弗兰克问——没有专门问谁，谁知道就可以回答。
“哪个弗洛伊德？”莉莉问。我们都笑了。
“在Suhnhaus。”弗兰克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要翻译吗？就是赎罪屋。”
“去你的，弗兰克。”弗兰妮说。
“这个问题与性无关，所以她不知道。”弗兰克对我说。
“谁是最后一个触碰舒伯特的人？”我问弗兰克。他看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什么意思？”他问。
“就是这个问题。”我说，“谁是最后一个触碰舒伯特的人？”弗兰妮笑了。这个故事我告诉过弗兰妮，但我想弗兰克不知道——因为我从弗兰克的那本书里撕了几页下来。这是一个很恶心的故事。
“这是开玩笑吗？”弗兰克问。
舒伯特去世六十年后，人们挖开他的坟墓，开棺验尸。可怜的乡巴佬安东·布鲁克纳参加了这次活动。只有布鲁克纳和几位科学家受邀参加，市长办公室的人发表了讲话，滔滔不绝地谈论舒伯特那可怕的遗体。舒伯特的头骨被拍成照片，一个秘书对这次调查活动做了笔记，他注意到舒伯特的遗体变成了橙色，他的牙齿比贝多芬的牙齿要好（在更早的时候，贝多芬的遗体也出于类似的研究目的而被重新挖掘了）。舒伯特脑室的尺寸大小被记录在案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科学”调查，布鲁克纳再也坐不住了。他猛地抓起舒伯特的头，紧紧地抱在胸前，别人赶紧叫他放下。所以说，布鲁克纳是最后触碰舒伯特的那个人。这确实应该是弗兰克喜欢的故事，可他竟然不知道，为此他非常恼火。
“布鲁克纳，又是这个家伙。”母亲答道，语气非常平静。她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和弗兰妮觉得很惊讶。我们平时都觉得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她却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要去维也纳了，她一直在偷偷学习——或许是因为她知道父亲什么准备都没有。
“鸡毛蒜皮！”我们向弗兰克解释了这个故事后，他这样说，“说真的，太鸡毛蒜皮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鸡毛蒜皮。”父亲说——这话再次显现了他身上具有的艾奥瓦鲍勃的那一面特征。
其实，鸡毛蒜皮的源头通常在弗兰克身上——至少在有关维也纳的那些琐碎问题上，他不愿别人知道得比他多。他的房间里挂满了营地士兵的画像：身穿粉红色紧身裤和湖蓝色紧身上衣的骠骑兵，身穿黎明绿军服的提洛尔人步枪团的军官。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奥地利获得了“最漂亮制服奖”（炮兵）——难怪《世纪末的维也纳》对弗兰克有很大的吸引力。让人震惊的是，弗兰克真正学到并传授给我们的历史知识，就是有关世纪末这一时期的。其余的一切他都没有什么兴趣。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维也纳不会像梅耶林那样。”在我举重的时候，弗兰妮小声对我说，“现在不会了。”
“谁是歌曲大师——如果歌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我问她，“他生生拔下了自己的胡子，因为他太紧张，所以他的胡子就遭殃了。”
“雨果·沃尔夫，你这个浑蛋。”她说，“你还不明白吗？维也纳再也不是那个样子了。”
嘿！
弗洛伊德给我们写信了。
你问旅馆的楼层怎么安排？呃，但愿我明白你的意思。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会刊办公室安排在二楼——他们白天办公——我让妓女们住三楼，就在二楼办公室的上面，你该明白，他们晚上是不使用二楼的房间的。所以没有人投诉过（通常如此）。哈哈！一楼我们住，我的意思是我和熊住——等你们来了，你们全家就住在这里。四楼和五楼安排给客人住，如果有客人的话。你为什么问？你有你的安排吗？妓女说应该装一部电梯，因为她们上楼下楼很忙。哈哈！你什么意思，问我多大年纪？差不多一百岁了！维也纳人的回答更巧妙。我们这样回答：“我不断在开着的窗户底下走过。”这是一个很老的笑话。以前有一个街头小丑，人称鼠王。他训练老鼠，他会占星术，可以装扮成拿破仑，能让狗按指令放屁。一天晚上，他带着装在一个箱子里的所有宠物，从窗口跳了出去。箱子上写着：“生活是严肃的，但艺术是有趣的！”我听说他的葬礼成了一个派对。一个街头艺术家自杀了，没人出钱支持过他，但现在每个人都想念他。现在谁能让狗演奏音乐，让老鼠气喘吁吁？连熊也知道：辛勤的劳动和伟大的艺术才能让生活变得不那么严肃。妓女也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