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第1页）

天幕画面中，元大都的宫廷里，贵族们沉醉于歌舞宴饮，色目官员捧着账册，呈上今年又“超额完成”的税收，引来蒙古贵戚们满意的笑声。而那账册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原、江南百姓的血泪与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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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忽必烈看着天幕上对游牧文化的剖析，眉头微蹙，但并未动怒。

他回想起即位之初，也曾大力推行“农桑之业”，设立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

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岂是轻易能够扭转？那些从草原跟随他而来的宗王、勋贵，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或者说，愿意理解“使百姓安业力农”的长远意义？

他们更熟悉的，还是依照草原旧俗，将征服的人口和土地视为可以分润的“战利品”。

“治汉地当用汉法”，他喃喃自语，这是耶律楚材当年劝谏太宗的话，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可惜，蒙汉之间裂隙，即便至今，他也依旧觉得深不见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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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游牧文明落后，而是两种文明在面对“国家治理”这一课题时，其路径依赖截然不同。

当这种“移动的”、“分享的”政治传统，被套用在一个需要“固定的”、“集中的”行政体系来维持的庞大农耕帝国之上时，错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包税制”正是这种错位的集中体现——它将国家的税收权，这种需要长期培育税源、细致掌握民情的核心治理权力，当作可以一次性“分封”或“拍卖”出去的“战利品”。】

天幕上，象征着元朝税收的河流，在流经包税商这一环节时，被粗暴地截留、蒸发，只有一小部分细流勉强汇入代表中央财政的湖泊，而沿途的土地则因失去滋润而干裂、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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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期

晁错眉头紧锁：“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农为国本，民为邦基！

这蒙元如此作为，弃本务而逐末利，犹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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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曹魏

曹操凝视天幕，目光锐利。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他对身边的谋士们说道，“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这元室，空有广土众民，却行此竭泽而渔之下策，岂不知民穷则变，变则生乱？其国祚焉能长久！”

昔日他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2]

他是真心实意尝到治理好处的人，又如何看得上蒙元这幅强盗作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