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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事件

◎神秘的“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日双方还就万宝山事件进行交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以“中村事件”为由，再掀反华波澜。

1928年前后，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土匪活动甚为猖獗。为了加强守备，巩固边防，开发边疆，经张学良批准，将索伦山的南面，北以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为界，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的河谷间6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辟为兴安屯垦区。张学良将从关内撤回东北的部分军队改编成屯垦军，派赴以索伦为中心的兴安屯垦区屯垦殖边。

在兴安屯垦区成立之初，东北当局就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兴安岭地区乃为荒野偏僻之地，山深林密，恐怕东北当局不能保证进入该地区人员的安全，故谢绝一切人员参观游历。凡是外国人要求进入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都复照认可，唯有对该地有觊觎之心的日本不置一词。在未设垦区之前，日本就利用这里盗匪横行、汉蒙杂居的复杂民族关系等条件，多次派遣特务到此进行制造“满蒙独立”、分裂中国的间谍活动。此外，因兴安岭地区与苏联接壤，日本准备把这个地区作为未来反苏战争基地，所以也迫切需要掌握该地区的详细情况。先前以“旅行”“考察”等名义进行的公开间谍活动，现在只能改用秘密的和非法的手段进行了。

1930年冬，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指挥下，将退伍军人、军曹（上士班长）井杉延太郎派到昂昂溪开设旅馆，以此作掩护，在东内蒙古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掌握当地的交通路线、民族关系、风土人情等情况，还借机拉拢控制蒙古王公，四处骚扰滋事。

1931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从日本东京派遣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的昂昂溪，与潜伏在这里的井杉延太郎会合，开展间谍活动。为了行动方便，中村、井杉又雇用一名白俄猎户做向导，另雇一蒙古人为其喂马烧饭。四人均化装成中国农民的模样。

时值初夏，中村等人为避免暴露身份，收藏好各种记录和必要的间谍探测器具，均身着棉袄棉裤。他们先在海拉尔、索伦山等地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军事间谍活动，把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山水桥路、军事设施、驻防兵力、将校姓名、武器装备、气候资料、土质水源等情况都记录在案，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

中村从海拉尔前往索伦山前夕，与奉天的日本领事馆预约，5月中旬到洮南接头。但他们在往洮南的途中，迷路行至察尔森。5月下旬的一天，当中村等人大摇大摆地经过兴安屯垦区佘公府（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时候，被在那里率领士兵操练的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由于陆鸿勋见四人驮载行装甚多，又着棉服，行迹颇为可疑，遂令士兵将四人追回操场问话。初以汉语询问，但言语不通，旋又改用蒙语，仍不通。陆怀疑他们是日本人，就报告了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董昆吾。董昆吾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董昆吾到操场后，立即用日语询问。这时，中村拿出一枚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名片，佯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到中国东北的会员，此次由洮南出发到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情况，但因前方道路不靖，常有土匪抢劫，故想由此折回，返回洮南。董昆吾从其马匹、行装上观察，也颇觉可疑，于是向他们说明路经此地，要加以检查。这一查果然收获不薄，从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里搜出了军用地图、调查笔记、指北针、寒暑表、南部式手枪、马枪等。从他们的调查笔记中获知，中村原来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员陆军大尉，在一个月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并将军用地图对照实地情况，加以纠正改绘。凡是他们所经历的地区，对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及可容驻兵力都记载极详。

董昆吾从所搜得的材料中证实中村一行确为日本军事间谍后，不敢大意，就以“前方路途不靖，常有土匪出没，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派兵保护送你们回洮南”为由，将他们四人扣留在第三团团部。然后立即派人到关外巡查的关玉衡团长处报告详情，请其马上回团处理。

当晚八九点钟，在南突泉县一带执行剿匪任务的关玉衡团长接到董昆吾的报告后，立即组队出发，星夜赶回团部。经过50余公里的强行军，到达营房驻地已是下半夜了。关玉衡一到团部，即将所搜获的文件译成中文，证实中村震太郎的真实身份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为了稳妥起见，关玉衡决定对中村等人亲自进行审问。

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蛮横暴躁，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退役的陆军大佐。井山延太郎交代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又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曰：“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再讯问中村时，则以沉默相对。但关玉衡已从井杉的口供中进一步确认中村的确是被派遣到兴安区的日本军事间谍。

为慎重起见，审讯中村的当夜，关玉衡又召集全团军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中村一案。董昆吾团副和陆鸿勋营长都认为应该将其秘密处死。因为东北当局已经向驻沈阳的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而且中国是弱国，本无外交可言，如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本就极易将他和他的那些东西要回，还得让中国人给他们道歉。关玉衡则主张设法取得中村的口供，所以在军官会议后对中村等人再次进行审讯。

据关玉衡回忆说，在这次审讯中，“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起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询问后，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

这时，陆鸿勋营长说，像这样就只能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在场军官也一致要求处死中村等人。于是，关玉衡下令，让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秘密，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的呈报文件外，一律焚毁灭迹。

为防止事情被泄露出去，关玉衡不仅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保密措施，还制定了保守军事机密的“约法八章”。如“此为军机，不可泄露，上不许传父母，下不许告妻子，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不许私留中村一行人的任何财物；收缴的东西，必须上交团部，违者枪决”等。尽管如此，中村一行四人被秘密处死的消息还是让日本方面嗅出了味道。

◎借端生事

大约至迟到7月中旬，日本人已经初步获知中村等人被中国方面杀死的消息，但关于事情的真相仍然模糊不清。消息被传出去的经过是这样的：

从1931年7月10日左右，由旅顺出发，参加关东军组织的所谓“北满参谋旅行”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行数人，在该月中旬到达黑龙江省。在昂昂溪准备换乘中东铁路火车时，当地昂荣旅馆的女老板是随同中村的井山延太郎的妻子，她告诉板垣说，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同井山延太郎联系上了，请求板垣一行回到旅顺后，通知关东军帮助寻找。这样，关东军开始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当板垣一行回到旅顺后不久，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警向当地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送来一份情报：中国东北屯垦军某军官的情妇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女人告诉他，前不久，两名日本人、一名俄国人和一名蒙古人在佘公府被屯垦军第三团杀害了。关东军见情报与井杉妻子所述一致，断定此四人必是中村等人无疑。

与此同时，已接到中村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的洮南日本领事，见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过20余日，仍不见中村一行到来，就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向北寻找。乃至佘公府地方，当地的蒙古人告知中村等人已被杀。中村被扣后，他戴的手表被第三团的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的一家当铺中，后被洮南的日本领事查知买去，以后便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证据。日本方面从两个渠道查获了中村等人的下落。

8月初，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态度极端强横，大叫：“谁杀害的，由谁偿命！”

8月10日，正在千方百计制造武力侵占东北借口的侵华先锋——日本关东军，以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向满铁总裁江口定条发出了一封题为《关于搜寻中村大尉之件》的信，信中说：“关于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遇难的问题，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同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可能需要武力调查，请求满铁提供人员、器材等。”关东军参谋更是直言不讳，他在给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的信中说：“今天的满蒙问题，外交方面的交涉无法处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军部力量。为了不使陆军大臣关于军部目前肩负着对满蒙问题重任的训示停留在单纯的议论上，而是付诸实践，我深信此次事件（指中村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要依靠军部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成功。他还叫嚣：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不过这回用不着外务省管，军部决心独自解决。石原把中村事件看成是日本关东军向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出兵的绝好机会。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在访问亚洲局长谷正之时也说：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根源于中国侮日感情而发生的一个现象，待中村事件解决后，应立即解决万宝山事件、满蒙铁道交涉等问题，从最近发生的最大悬案开始，依次将过去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300多项有关满蒙问题悬案都予解决。永田铁山的这段言论更如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毫无道理可讲，似乎中国不过是日本手中的一块橡皮膏罢了，如何造型都由着它们的性子来。

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执意亲往兴安垦区搜查，由于路途中屡受检查与盘问，半途而返。土肥原回到沈阳后，大肆造谣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他还说：“奉天政府即使承认中村被杀的事实，假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我们就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继续向东北当局施加压力，或是要求以关玉衡为中村抵命，或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相要挟。

此外，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如《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也都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的消息，他们捏造的“中村震太郎因入蒙携带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谎情，纯系混淆世人听闻，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

面对鼓噪谣言的日本报纸和日本在交涉中的无理与蛮横，东北当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查本兴安垦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谢绝到此地参观游历，因安全难保，故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境而发生意外时，该区不负任何责任。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的罪证确凿，而且东北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兴安垦区，中村等人的下场是罪有应得。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声明与驳斥，日本当局非但不曾有所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

8月17日，日本政府在隐瞒了中村震太郎等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事实的前提下，公布了他们被中国军队杀死的消息。企图动员、利用各种组织、机构、团体、党派，利用一切机会，渲染中村事件，扩大事态，煽动战争狂热。日本军部、议会也利用该事件大做文章。

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威胁中国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不惜使用武力。四天后，日本陆军省也在中村事件处理决定中狂妄宣称，如果中国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就将对中国东北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9月12日，林久治郎照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要求东北当局正式谢罪，严惩责任者，赔偿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在日本方面的威逼胁迫下，中国政府于9月上旬承认了处死中村的事实，表示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这一事件。9月17日，荣臻在与林久治郎谈判时，拿出了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证和关玉衡的抗议书及实证材料，日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是林久治郎仍然坚持他向臧式毅提出的强盗条件。

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的炮声在柳条湖畔乍起，而原本就是日本为了制造侵略烟幕的中村事件当然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一起随着炮声散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