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斯文道场稷下学宫的流与变（第2页）
历史的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现，历史的偶然的集束却未必表现为必然。田氏代姜之后，严惩贪赃行贿，重奖勤政变革，齐国出现了空前的富庶。《战国策·齐策》引苏秦的话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这是齐国的戏场，也是历史的域场。那一刻的齐国，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真的是风流倜傥仪态万方啊。齐国，这个能干的巧妇，将自己结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大网——
这里，有从临淄直达荣成、横贯全国的东西通衢，有临淄西经平陵、南出阳关而达兖州的要道，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日照从而与吴、越交往的大街道，有临淄经济南、平原达赵、卫的交通干道，有从临淄南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枢纽……隐蔽在这些大路心腹之侧，还有数不清的羊肠小路。在哀鸿遍野、内忧外患的古神州，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一个又一个行者——或风尘仆仆，或筚路蓝缕——沿着这些小路坚定地走进令人向往的稷下学宫，走进天下读书人的梦中家园。
而这座高头大殿，坐落在稷山之侧，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它，像一个勤勉的君王，夙夜在公，朝乾夕惕；像一个健硕的武士，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像一个从容的智者，成竹在胸，乾坤澄彻。
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他的《中论·亡国》中云：“昔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汉代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这些人参与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他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盛况。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赞叹：“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
此时，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一时间，战国学术，皆出于齐。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五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一度达数万人。但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均遭拒绝，因而纷纷离齐而去，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后来，燕国将领乐毅攻入临淄，齐闵王逃至莒地，后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惨遭浩劫，被迫停办。齐襄王复国后，采取措施恢复稷下学宫，但由于当时齐国已元气大伤，即使荀子复归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稷下学宫再不复当年盛况。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但权力由其母执掌。由于当时齐国国势渐衰，政局混乱，虽然稷下学宫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
二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恰如东晋陶潜在《拟古》诗中所写，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史上，占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田氏代姜，毋庸置疑的是，六百年的姜氏齐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大有不同。传说周公封鲁，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利，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毫无疑问，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他因地制宜，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烦琐的礼仪搬到齐国，而是“引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如此这般的君王，如此这般的传统，如此这般的氛围，不难理解何以孔子向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遭到相国晏婴的强烈反对：“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思想的活跃，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在这里，没有违心之说，没有一言之堂，没有文字狱，没有学术不端，不为权威者所垄断，不为善辩者所左右，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畅所欲言；学术自由，著书立说。稷下学宫，一个东方的文化王国，一片东方的文化净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
我们不难想象，在时间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点燃了**岁月的想象和期盼。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
当彼之时，他们的心中，有着伟大的信念：家国！社稷！天下！
稷下学宫荟萃了天下名流。稷下先生并非走马兰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鸣一番，批评一通，绝大多数先生学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凄凉，静心整理各家的言论。他们在稷山之侧，合力书写这本叫作“社稷”的大书。
蔚为壮观的稷下学宫，既有别于后世的各大书院为避都市纷扰而退居江湖之远；也不同于国子监为王子公孙独辟而跻身皇城之内。稷下学宫建在了齐都临淄的稷门之外、城隍脚下，仰可接天命，俯可接地气，既方便了稷下先生披星戴月地出入学宫，也避免了皇城守卫的诸多限制；稷下学宫临街而建，学宫外通达顺畅，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学宫内却是另一番情景，真的有处喧见寂之趣；巍峨的牌楼，阔达的堂舍，果真是“大庇天下智士俱欢颜”。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稷下之学缘何得以最终在齐国昌盛？历史的答案是：天时，地利，人和。
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机制迂腐，假如没有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绝无成为大国之可能，更无力成为文化的中心。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然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却使得巫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尽管一度出现屈原、宋玉等文学翘楚，但是秦楚接壤，战争频仍，又缺乏相应的机构平台，学者难以云集。燕国更为弱小，又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了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国力才逐渐强大，然而，贤良者寡，国家终无所依傍。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落后，发展乏力。赵国濒临齐国，且与匈奴为界，战乱频繁，局势动**。魏国一度强盛，尽管有魏文侯短暂的中兴，但是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国力衰颓，一蹶不振。
从兴办到终结，稷下学宫约历一百五十年，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稷下学宫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标准，即根据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纷乱熙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创造了众多的世界纪录——学者最多的机构，著述最丰的学术，学风最淳的时代，历时最久的学院。
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战国时期，各国对先生学者都以“士”相待，然而齐国却赐为“上大夫”。一代宗师孟子去鲁居齐三十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离赵赴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格外的尊宠，无上的地位，炫目的光环，引得四方游士、各国学者慕名而来，以致稷下先生在鼎盛之时多达千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尊师真正使齐国人才济济，形成了东方的文化王国。
《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又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稷下先生们的著述计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蜎（环）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因为相隔时代久远，《汉书》中的统计肯定已经是不完全的了，却尚有如此之多，亦可见出稷下先生学术理论著作之丰。
孟子就曾两次来到齐国，并被齐宣王加封为卿，后来他感到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决意离开，齐宣王还派人挽留，道：“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生当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是后来才加入稷下学宫的，《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大概是做学生，此后“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了大师级的学者。就是这样，不同的学说及其流派汇聚到稷下学宫，自然会形成碰撞、交流、争辩、融合的局面。有资料经过分析归纳，确认他们在诸如“义、利”“天、人”“王、霸”“性善、性恶”“形、名”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辩论和沟通。从诸子留下的著作看，儒家的孟子曾经“辟杨墨”，对道、墨两家进行伦理批评；墨家的墨子曾在《非儒》等篇中论列儒家所谓“亲亲有术”的荒谬；道家的庄子曾在《天下篇》等篇章中历数各个学派的得失；荀子更是在《非十二子》等篇中指斥了道、墨、法、兵等诸家乃至“俗儒”“贱儒”们的种种不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交流、辩论，促进了各种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稷下学宫是东方文化的千古绝响，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源流。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发出如此感叹：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