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道家 豁达率性的风格（第1页）

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向秀和郭象在《庄子注》里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人超越事物差别之后，得以不再依循别人的意旨生活，而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弃彼任我”）。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乃是中国古人称为“风流”的实质。

风流与浪漫精神

为理解“风流”的含义，需要读《世说新语》（简称《世说》），这是晋朝刘义庆（公元四〇三至四四四年）的著作，刘峻（公元四六三至五二一年）注。晋朝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僧友人以当时所盛称的“清谈”著名，从字面含义说，“清谈”是清新、精妙的谈话。它的艺术性在于运用精妙而又简练的语言，表达（往往是道家的）创意清新的思想。由于它的精微思想和含蓄而富妙趣的语言，因此只能在智力较高又互相熟悉、旗鼓相当的朋友之间进行，而被认为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水平智力活动。《世说》就是当时名士间清谈的一部辑录，从中可以看到三四世纪间风流自赏的名士们的生动形象。因此，《世说》一书问世后，便成了探索“风流”传统的一部主要资料书。

究竟“风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难以确切说明的语词。从字面上说，“风流”是**漾着的“风”和“流水”，和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似乎暗示了有些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风格。

我对英语中“浪漫”（romantic）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两个词的含义还未能充分领略；但我大致感觉到，这两个词和“风流”的意思颇为接近。在中国思想史上，“风流”主要是和道家思想相连的。这是在本书第二章里，我说中国历史上，儒家和道家的地位与作用有点类似西方历史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二二〇年）和晋朝（公元二六五至四二〇年）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十分不同，以致成为两种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的代表：汉代的风格是庄严、雄浑，晋代的风格则是俊雅和旷达疏放。俊雅也是“风流”的一个特征。

“杨朱的乐园”

在这里，先要说一下道家著作中《列子》一书（古本已佚失）今本八篇中的第七篇《杨朱》篇（AntonForke的英译本把它译作“杨朱的乐园”）。在本书第六章里已经指出，它并不真正代表中国古代哲学家杨朱的思想。现代中国学者考证，今本《列子》（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是公元三世纪的一部著述，因此，其中的《杨朱》篇也应是公元三世纪间的著作。它与三世纪的思潮十分吻合，实际上反映了“风流”的一个方面。

在《杨朱》篇里，把“外”和“内”加以区别。这位假托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谓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里有一段虚构了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和他的哥哥、弟弟的谈话。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但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一个酗酒，一个好色，子产也莫能奈何他们。一天，子产和他的哥哥、弟弟谈话，对他们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他的哥哥、弟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所说的“治外”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而活。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也就是说，人活着，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这是下面所要讲的。

《杨朱》篇所代表的就是率性任情一派思想的极端形式。其中有一段是晏平仲（晏婴）问养生于管夷吾（管仲）的故事。（晏婴和管仲都是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但并不同时。）管仲回答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婴问：“其目奈何？”（“具体内容是什么？”）

管仲回答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是说，凡以上所引乃是人生烦恼的主要原因，把它们除去，以享天年，无论是一天、一月、一年、十年——这便是养生。若死死抓住令人烦恼的事情，在忧戚中生活而不能自拔，纵使长寿，活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这不是我所说的养生。

接下去，“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进一步领悟了。）

率性的生活

《杨朱》篇这里所描述的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晋朝的一种精神，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说是其中最好的。在这一篇里上面所引述的，《杨朱》所感兴趣的只是一种粗鄙的享乐。在新道家看来，这种享乐也不是必定要予以鄙视，但如果一个人刻意追求这种享乐，那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