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结论 兼略论刘知幾实录史学的回应（第1页）

第十四章结论：兼略论刘知幾实录史学的回应

司马谈死前所言，对司马迁日后整齐经子、论载历史之动机，及成就、使命诸意识，影响启示颇大。司马迁创新史学诸思想观念，胥由此出发而加深加阔。新史学之与当时的所谓经学——尤其春秋经学不同，一为实录，一为空文。一为由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中求道，是历史的；一为悬出超史之道，以绳人伦，以考万物。司马迁《自序》辩孔子作《春秋》，论之已审，经、史有差异，或致日后发展颇分道扬镳，因子亦已伏下。

新史学又与古史学有不同，前者其性质在论述，而后者则为记录。前者以纪传为体，后者以编年为纲。前者以总体全程之过去为对象，后者以祀戎政教为对象。要之，二者追求实录之宗旨，前后大体一致。

所谓实录，不仅在追求史实之真实——所谓真相是也；兼且追求史义之真实——所谓真理是也。由研求事与义之真，而至据实记之，如实书之——即为求真、存真以至传真之全部过程、方法与效果，然后称为实录史学。班固谓刘向、扬雄之徒，服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即足以奠定新史学的性质特征，阐明其宗旨方向。如此之史学，故特重网罗史料、考论行事、稽明道理之三段法，以为其方法论的根本。事理必须论而述之，始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则新史学之所以为论述史学，概可知也。

司马迁为何以人类历史的总体全程作探究对象，此则另与其承受当时流行的天意史观有关。三五相包说是三统论结合五行相克说的学说，有历史分期论、命定论、循环论、型态论诸理念内涵，史公置之于历史之总体全程，以作究论印证，遂创为通史。其后班固亦本新三五相包说——三统论结合五行相生说，加上国家主义、本朝意识等，欲“究汉德之所由”与是否属性型态为火，遂别创为断代史；然其综行事、贯五经、论述事理、洽通上下的新史学要旨尚存，章学诚谓其书“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制裁，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1]自汉魏以降，《史》《汉》遂渐成与五经匹亚、师法相传之学术，继起日盛。

至3世纪末之陈寿，在巴蜀学派天意史观、班氏史学理念及政治时忌启示影响之下，如实传述“天下鼎立”“正朔有三”之历史，本此构成三书分行的《三国志》，据实以记孙、刘、曹、马之事。于是，始为时忌以减少析论，而突出让史实说明真相的史学特色，论述史学过渡为叙述史学，此为关键。班彪“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的史学改革论要旨，及单一纪传体，获得了首次最明确有效的彰显与落实。

所谓时忌，就陈寿言，其当代即有吴主皓杀韦昭，其远者则有王允杀蔡邕，更远则有班固下狱几死，史家安得不忌？马、班所述孔子免时难之意，史公自已怀诗书隐约之旨，此所谓史祸意识者，史官史家大都明白。《太史公自序》只陈述大著作必起于发愤，而其作者多有祸患的现象；至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即显然自陈其惧，明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修史者心中长期有梦魇，由是可知。刘知幾颂直书而斥曲笔，倡史家宁直而死、不曲而生之说，必须要史家有死于直书为仁，且安于仁而为之的自觉，始克能之。故其标的典范，应是法齐太史兄弟及南氏史，而非以学幸遇贤大夫之董狐为优先。若说中国史学有隐晦的一面，则此即其一，盖其考验人性之极致也。

知幾时代出一、二“今董狐”虽为史坛之幸，但此“今董狐”居史官，所为是否能实践宁直而死之理，则尚需保留。知幾之退居别撰以申史义，或《疑古》《惑经》以影射当世弑夺，倡者自我表现亦如是而已，则陈寿等可知。

史家有此惧，史学有此晦，盖与史学的经世致用特性有关。所谓经世致用，约可分经世性与实用性而言。经世性偏重政教之道德教化意识形态，致用性则偏重知识主义实用论。唐初奠定史部独立而分十三类，其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诸类，尤倚实用性之特质，为刘知幾“书志实用说”所本，[2]由其子据此理念撰为《政典》，以下开三通之学。经世性则向为王朝政、教之士所特重，更不待言。

其实，史著之能经世致用，史公创新史学已来，就保存了此古史学传统，王凤却东平王求《史记》之请，扬、班之徒论史公谬圣非经，此义即明。实用性姑不论，其经世性则不得不言之。盖近人或谓史家不应作道德批判，宜为史学而史学，其论高唱之而又可谓高贵之矣，但尚知求真之旨，最终必将直书存实及不隐传真者乎？此之真实，则真相真理随之亦明，政教大忌正坐此学术要旨本质而忌之，且不独于史学然也，亦不仅于中国然也，读者宁不知地球绕日说初出时之后果耶？孝文帝之制左右史而令举职直书国恶，唐太宗之创修注官入阁制而令预闻机密，乃是确切了解及把握此史学要旨本质而为之者。柳宗元所论甚是，所谓孔子“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至于“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3]是知上述高唱者，若非不明史学实录之要旨本质，则是潜意识或意识之间有所畏惧。要之，此要旨本质若明，则政教力量干预控制、垄断禁密于史学，而又势所不能免者，其事理发展乃可得而体会推知。相反的，政教人士欲透过史学获得什么或彰显什么，也绝非太难体会知悉之事。下文欲略论刘知幾的明镜说与功用论的思想架构，即为回应此要旨本质。

史官史家有整齐文化、存续史文之责任使命，往往又附带经世致用，乃至贬天子退诸侯的思想观念，魏晋以降尤甚。相对者，君主大臣亦有修史颂德，反制史权，使史书为其王室或集团隐恶扬善之意志。两者激**，则政、教思想价值之涉入融涵于史学，不仅使其外部产生种种变化发展，亦使其内部结构出现种种变化，制度质量，皆有空前之盛。本书各章节，择其尤重者略论之矣，此不复赘。

史学存在之初义，在存续天下史文、载述往昔人事设施，以待今之知古与后之知今。然而随着世乱思繁，史学之层次范围亦随之扩张开拓，反过来有危害实质史学之核心宗旨者，究其大体，可得而论者有五焉：即天意史观与神秘主义，权威主义与文献崇拜，以及文才取向是也。

天意史观之危害史学者，尤以其命定理念为甚。古者天下政教、社经、文化变动，率有统治者主宰之，是以史公新史学特立“本纪”一体例。自史家立说论天统所予，人力所不可强，于是历史变动之探究，其终极因素早已预存，可不待深论而知。班氏以后，史学之思想性日渐枯竭，由论述史学变为叙述史学，此为重要因素。

人类行为设施既冥冥中因天而定、依天以行，则势将激发史家形上神秘之思考，正史灵异载述日盛，而单行的志怪史学亦随之兴起蓬勃，蔚为大枝，原因可悉。

是则史学之人文究变，摇摇乎可动矣。

确认史实不能不有所理据，亦即价值系统不能不有所主归。价值有主归，盖谓研究论述之实事求是也；非谓独尊某系统，并以之为唯一绝对真理，以较认行事、确正名实。史公是非颇谬于经，当由此处会意。自班彪以圣道自任，其子以儒术自辩，以批评史公的谬圣非义，于是历史价值系统，遂有独本官方所尊的儒家之趋向，不徒影响终极原因之追求，亦且常有导致事实不明、是非不分之虞。例如，论汉衰亡，颇委诸政治腐败、桓灵不德，是否另有其他如制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等，则无有深究；至于曹、马寡德不仁，宜较汉朝更甚，却又何以能兴起建国，延其祚命？此皆不易一一分明也。中国史学特色之一，在与儒家价值关系密切，不徒影响历史事理之研求，兼且有沦史著而为道德教科书之虞。此史籍工具化的倾向，随史学论述性之日枯，篡夺衰乱之日甚而渐明。刘知幾疑古惑经，考论三监之清君侧、武庚之复君亲，斯义尚可闻耶？余近者论释匈奴刘渊之造反乱华，实为其族人不堪奴役，文化不堪沦丧、国格不堪降辱，故大举而复兴其国族文化者也。[4]类此中古史实，汉、晋诸史或因某种价值理念而偏见失真，将来或因无定见之实事求是而发覆焉。

价值道德之独尊，实为权威主义的表现；而权威主义之施诸史料学，若成文献（史料）崇拜，此即文献主义极至之表现。史公创新史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述古史则折中于五经，以示经传与诸子杂说的史料价值不同，此旨遂为刘知幾《史通·杂述》论据所本。然而，史公未尝谓圣人所书、贤人之言，即为绝对真实而可据以论证者也；亦未尝认为所得史料，不待鉴证而可径行引用于考论者也。非好学深思，能择其尤雅，势将无得于网罗考论，史公道之已审。[5]但自刘向别创单行传记，为《高士传》《列女传》与《列仙传》，轻引文献，率尔成书，或误“言必有据”即为实录耶？风气既开，史料不待考鉴，即遽尔引用成书者日众；轻信、崇拜，以为所述有据即骤可立言的观念日盛。于是谯周引正经驳《史记》，而成其《古史考》；干宝据前人所述、探近人所言，而撰其《搜神记》，理念方法，余前已论之。汉魏以降，群才向慕，率尔继起尤众，终至因著作易成，而促成量增质变，最后虽使史学扩拓独立为学部，分为十三类焉，然实录史学之宗旨方法，却因而一时晦暗不明。

马、班固为文史大才，但二人治史，不以文才自傲炫人。陈寿质实，以其著作表彰此理；范晔“常耻作文士”，更作书以明其意。[6]是则居史学经典地位之“四史”，内容盖不以文才为取向也。汉末大乱，博达之士各记所闻见，以备遗亡，于是未必有史之才学识，但以文才而载述者始多，自后文豪帝王，如曹丕父子、萧梁家族，躬亲修撰以鼓其风；心腹文人，奉敕载述以**其潮。加之上述因素，立言切而成书易，遂使文士相属秉笔，著名者如晋之张华、陆机、皇甫谧、葛洪、袁宏、孙盛、郭璞、陶潜；宋之谢灵运、范晔；齐有江淹、任昉；梁有吴均、沈约、萧子显、子云兄弟；陈隋之间，复有徐陵、姚察、许善心。至于北朝，文风或不及南，但其大才士崔浩、魏收、温子升、邢子才，与夫李德林、百药父子，皆曾参与修史也。

刘宋之时，“史学”已立；梁、陈之间，“学士”已设，但文士修史之风则未戢，至唐余风犹存。此则刘知幾等感叹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而有慎择史官之议论与行为者也；知幾本人亦不免耻以文士得名，有谈史减价之悲。[7]

权威主义、文献崇拜与文才取向，关系于史学之识、学与才，既有严重流弊，是亦为刘知幾建立史学批评之原因。知幾评论史才史学处，兹不述之，今欲论其实录史学之核心架构，以响应本书之始，以睹见中古史学之思想理念焉。

刘知幾与吴兢为武周复辟阶段的史学两大突破。然而知幾之突破，尤在中国史学史上举足轻重。其所以能至此者，除了长期担任馆、院史官，多次参与修撰，获得真切的体会认知外，更与其本人之学术风格和思想关系密切。《史通》——首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大体成书于中宗神龙复辟时代，足以代表复辟史学的理论主张，也足以充分表达了知幾在外缘因素及内在思想的交激下，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但也招来了不少的误会和批评。

首先，刘知幾为追求“实录”的思想、针砭时弊，引发出怀疑主义与批判精神，在宋祁的《新唐书》本传内，被误解为“工诃古人”。后来章学诚为了突出自己的史学地位，表示“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批评“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二者不同。又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是其《文史通义》所为作之一因。[8]钱宾四师遂顺此二线索，予知幾与《史通》以低评。[9]实则皆不尽然。[10]此类批评解释，几使知幾永世蒙冤。

大陆学者，或是离谱至批评知幾“不只历史哲学方面没有度越前人外，就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也没有很多新的创举”[11]；或是肯定知幾史法方面的地位，进而肯定其思想的价值贡献。后者人数较多，但是大体皆推崇知幾的唯物主义思想，甚至以思想斗争以视知幾，以“战斗性著作”，以喻《史通》，[12]殆亦有失于另一偏差之嫌。

要之，作者颇同意白寿彝所谓“过去的人研究《史通》，多局限在‘史法’方面，不知道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是更值得注意的”之看法；[13]也同意许冠三直以知幾的史学核心思想——实录——以名其书，并从数方面析定“实录”意义之处理。知幾论“实录”的意义，其核心不仅在追求史实之真实，抑且是追求史实之绝对真实以及实录此绝对真实也。[14]

世已周知而仍加以强调者，厥谓知幾因不满官修制度，愤而建立史学批评。但学术批评必籍理据进行，向使知幾未尝究心史学思想原理，仓促之间，凭何对中国史学作广泛批评？是知不满官修只是导火线而已。知幾向来学风，及由此养成的学术思想，才是他胆敢和能够建立史学批评的内在因素。关于此内外因素，《史通·自叙篇》已有充分自我说明。兹据《自叙》，略论其学风思想之特色渊源。

知幾自小性向近于史学，由《左传》入手，不欲为章句儒而志在理解“大义”。由十二岁至十七岁，遂从《左传》以降，读《史》《汉》《三国》，以至皇家（唐）诸实录；研读之重点即在“古今沿革”，其方式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钻研穿凿，尽其利害”。正唯如此，所以自谓“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凡论史与人“有异同，蓄诸方寸”云。这种研学风格，明显可知他绝非属于专家式的、编纂式的，或是史料学派。反之，他有史观学派的倾向，有批评哲学的特质，所重视的是思想理念、分析批判、名实与独断等问题，颇有本书《序论》论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取向，例如，他总角时，批评《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一事，即反映了断代原则及据理批判的精神，故其史学思想与批评，有着长期“蓄”养的内在发展。三十岁以后和朱敬则等馆院学派好友论学，其思想体系和风格实已塑造完成，所谓与诸子“言议见许，道术相知”者，并非意谓自己毫无宗主，受人启发；相反的是，自己有道有术，受人推崇相知，相得益彰也。

知幾自小找到并发展其性向，在史学钻研过程中，也并非不受传统哲学思想的熏陶，而至仅讲究“史法”的层次。《自叙》推崇七部书——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皆为中国哲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除了《典语》亡佚不详外，《法言》恐怕对知幾意欲探求及确立史学正确原理之方向有所启示，《论衡》则启发知幾的批判精神和方法，《风俗通》对知幾论学的原始察始、追求本源有影响。且上述三者对知幾探究天人之际，反神秘主义、反命定论、反权威主义、反文献崇拜及批评文才取向；主张人文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精神等思想和表现，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书重人性、讲唯物，重视证据与方法，是启发了知幾将史学对象，自汉魏以来混杂了形上层次的色彩加以辟除，厘清为形而下的人事层次，导历史研究入正途的内在哲思。《人物志》及《典语》的影响，应与《史通》的重视历史人物批评，乃至史家质量论的提出有学术关系。《文心》为文学批评学的巨著，其影响知幾蓄意建立“史学批评”，已不待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