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第2页）
[1]隋两度修北魏史，事涉正统之争问题，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页365～366。
[2]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新唐书》卷一〇二本传略同。
[3]三代未闻为胜朝修史事。秦以降，秦未为周修，汉不为秦修；魏、吴之于汉，晋之于三国，官方皆未为之修史。西晋史官陈寿、傅玄分别撰就《三国志》及《魏书》，疑似官修，实史官居家私修之例。王沉修魏史，在魏未亡之时，犹为魏史官自修其国史也。
[4]详见《晋书》本传，卷八十二，页221D。
[5]《宋书》沈约《自序》，谓其十三而孤，二十许即有撰晋一代之意（卷一〇〇，页247A）。《南齐书·臧荣绪列传》，记其早年隐逸时，即撰《晋书》（卷五十四，页88B）。
[6]参见《宋书·谢灵运列传》，卷六十七，页179A。按：灵运时任秘书监，主持整理群籍，帝又优礼之，故付以此任，其书未成，即于434年（元嘉十一年）被杀。所以臧荣绪、沈约等皆叹晋无全史，立志修撰也。
[7]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8]自五胡乱起，胡人政权对其统绪之解释即多各随所意，争议颇多。北魏兴起，对其政权之得统，解释也不甚明确，至491年（太和十五年）孝文采李彪一系之建议，觉得“越近承远”之原则不妥，决定宣布北魏之统继承西晋，以贬东晋及继承东晋之南朝也，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9]详见《北齐书杜弼传》，卷二十四，页34A。按：此事当发生在6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时东、西魏对峙之局已成，西魏为宇文泰所把持也。
[10]梁武帝约在6世纪初至20年代，勅吴均修《通史》。上起三皇，下及梁朝，颇具正统主义及民族主义色彩。尝从容谓萧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如此看来，《通史》实也构成北魏之压力也。《通史》四百八十卷，唐初修《五代史志》，将之列入“正史”类。梁武帝修《通史》是效法司马迁的，司马父子皆认孔子修旧起废而作六艺，正是悲周室王道缺、礼乐废而来，故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盖亦包括修史而言也。作者曾对此有分析，请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及第十一章第一节。
[11]6世纪中期固是混乱时期，但因混乱之极，此时亦萌发了南、北两皆承认的调和两认观念，为隋、唐大举修周、齐、梁、陈四史，及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南、北史》的指导思想，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12]该诏详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6～467。
[13]详见《史通》，卷八《人物篇》。
[14]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三〇，页1059下。本书第四章对此已论及。
[15]傅玄评价容有夸张，但班固有为汉写光明面之倾向，应为事实。忠臣直节有损当局之声誉，反映政治之不善；辞章取容，则只论表面、歌颂粉饰之美，自班固以降，史学即有此趋势，详见本书第八章。
[16]关于当时引政治惯例为篡夺铺路，及石勒之论笑，请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唐太宗之分析，参见《贞观政要·政体篇》，贞观四年条；卷一，页12B～13A。
[17]干宝批评带起史界大批判之风气，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又干宝最初治《左传》，由此振兴春秋史学，带动古、今正史之争；当时古史学派，大多具有春秋史学之批评精神，前章则已述之。
[18]诏文详见《魏书·浩传》，卷三十五，页85D。
[19]李文、李彪的史学建设，重要者包括建立史官制度、议定北魏统绪、改革国史体裁等问题，前面已多处论之。此处引文请参见《魏书·彪传》所载李彪求复史职之表（卷六十二，页143A～143C）；又李彪早年提议改革史体全面修史，亦以记王朝美善，惧史文断绝为言（参同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是知李彪一直秉持此观念意识，以启导孝文、宣武二帝，二帝亦为此而修史者也。
[20]引文分见《北齐书》卷三十七收传，及《魏书》卷一〇四《自序》，北齐史风并请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21]德棻之言，《旧唐书》本传、《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及《新唐书》本传，皆有载述。前二书文意略同，知其本旧史原文也。
[22]《贞观政要·慎终篇》，卷十，页12A。
[23]详见《周书》书末，编修金文淳所作按语，页77C。
[24]分别见《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列传》《隋书》卷五十六《令狐熙列传》，并二传《史臣曰》部分。
[25]刘知幾对隋唐之际诸史臣，极力推崇者不多。他在《史通》中，却多次推崇王劭，于《曲笔》《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诸篇，可窥其至意。
[26]《隋书》史臣对王劭人格及其著作之鄙嫉，甚为少见。他们说他求媚取容，批评其著作引用史料不当、湮没名臣将相善恶之迹，《齐书》鄙野不轨。总论更谓其“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云。详见《隋书》劭传，卷六十九，页1601～1610、页1613。知幾之指出王劭蒙恶，关键在能直笔，见《史通通释·忤时篇》，卷二十，页591。
[27]刘知幾在《史通》各篇多次评论唐初所修诸前代史，这里引文及意见，详参卷十七《杂说中》。
[28]周一良：《魏收之史学》（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页311～347），就此质疑，大有平反收枉之意，其论亦颇有是者。但论收枉，不由时人崇尚以先世功业入史之风气入手作分析，诚憾事。周一良已引用《北史》收传，谓其书出，“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是则可见时人论诉收书之着眼点，正与唐初史臣之观念相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