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落实表现（第1页）

二、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落实表现

根据上述，究总体全程的通史难，而究总体阶段性全程的断代史易。班氏史学原本为追求新史学之更完美而产生，故班固撰《汉书》，初意未必为了避难就易，但其所改创，遂成惯例，形成部分史家所谓难易的认识。事实上，国史修撰亦非易事，必须有一套制度，推动国史全部程序诸工作，始克较易为功；何况国史事关国家实迹声誉及政教意识，官方更非介入推动不可。国家推动国史工作，约略可分为前序（修起居注、行状、诸司故事等）、中介（修实录）及终程（修国史）三种性质阶段，三者皆因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而落实。执行此工作而产生的机关制度，其后多为了达致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之目的而存在也。

前序及中介的工作，略偏重于常修不阙，藏往待后，属“记注”性质；终程性工作则偏重于裁断熔铸，属“撰述”性质。18世纪的章学诚对此曾有详论，于其《文史通义·书教篇》畅述“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之旨。并指出撰述必资于记注始克有为；记注不良，将会造成史学之亡。[23]在章氏看来，记注只是“比次之书”，有“备稽检而供采择”之用而已，“初无奇也”，是以提出了他的“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之名言。[24]寻其原本之意，盖为针砭清儒流行的考据学而发，但用心过切，遂有矫枉过正之虞，此则可就两个角度观察之：

第一，就记注何以形成及有何意义与价值的角度看，记注显然是基于史不可亡意识形成，故必须及时修撰；同时，它也是针对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本质而来，使“逝者如斯”，不可虚构或重演的人事，及时得以保存下来的最佳方式（现代摄影录音的传真方式或者更佳）。是则不但“记注无成法”会影响史学之亡，抑且无记注则影响更大。吴均无法见到记注，其《齐春秋》即有不实之讥；李彪因免职而不能参考记注，遂不敢私家修国史，乞求以白衣参修。因此记注不但关系国史之是否亡，而且也关系国史之“撰述”能否完美，岂得以“初无奇也”概言之？汉魏以降，史官失职，博达之士“愍其废绝”，遂群起修史“以备遗亡”，就此精神意识而言，固是中国史学之大奇。晋宋以降，此类史籍日盛，致使史学独立成宗，此则又为中国史学史之大奇也。尽管记注只是简略排比之书，尽管其非史策之正，于史学“撰述”之全部程序而言，仍应是史学的一种，是基础性的史学，应可无疑。史不可亡意识不但落实于此，史学的完美主义亦且于此有厚寄焉。

第二，就撰述的意义和价值看，若记注乃“当时之简”而为基础性史学，则撰述即为“后来之笔”的成熟著作史学。站在后者的立场以贬论前者，层次不同，殆无甚大意义。前者的功能在备用，其价值在促进撰述的出现完成；后者的目的在运用前者以重建历史，其价值衡量以解释是否能“圆而神”，是否能“成一家之言”为主。完美的国史已隐然包含了此意义，故国史是否为“全史”并不甚重要，能否达至此意义，是否能有此价值，这才是关键。历代正史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多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常因比次而成的记注，再略加修饰排比，即匆促成书。是以尽管位列“正史”，是国家全史，但不能掩饰其有低层次的“史纂”之性格，未必为圆而神的史学表现。然而，此与史学或史官“人”的因素有关，可得列为理想而不可强求也。不过，官方以国家的力量介入此层次的撰述，当然对之抱有期望，认为可以达至，否则修撰国史，尤其是本朝国史，势将毫无价值意义，官修制度之追求完美主义，亦势将无以落实也。[25]

下面欲就此两种角度，以探讨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落实诸表现。《隋书》卷三十三，《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史》序云：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书），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此段盖在论汉代史学如何基于史不可亡意识而兴起，何以出现非“正法”诸史策，而自汉魏世乱以降又特多特盛者也。其实岂止“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者如此，隆重而作，为史策之正者亦往往如此。盖自司马谈父子以来，史不可亡的意识已落实于知识分子矣。试以王隐和王韶之二人为例。

王隐在4世纪两晋之际，与干宝、郭璞同为东晋最早之史官，但其史学事业发展甚早。《晋书》卷八十二本传，谓其世寒素，父王铨为县令。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是则王铨著史，非官守责任所在，盖以大乱之际，史不可亡，而史官此时废绝，故欲搜集闻见以续绝耳。此意识实为王隐所知所持。何以知之？盖王隐好友祖纳好奕棋，隐忠告而善道之，其劝诫理据从积极的人生观出发，提出成名意识、不朽意识及史不可亡论、史学功用论以作规谏。《晋书》卷六十二《祖逖列传（兄纳附）》云：

纳好奕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

对曰：“我亦忘忧耳！”

隐曰：“盖闻古人遭逢，则以功达其道；若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当（今）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裁成！？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於世，便成没而不朽。仆虽无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

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元帝）曰：“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举隐，称：“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儁也！”帝以问记室参军锺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纳始也。

此传谓祖纳“有鉴裁”“有名理”，为晚辈温峤所敬，并载述了一段他与王隐、梅陶批判东汉以降“月旦评”的辩论。其中王隐提出善恶之迹累世乃著，岂能月旦评之“月旦不可评论”，实为卓识。就此以及前面引文看，王隐应为史识和史才俱佳的史家。唐初修《晋书》诸史臣，是否有能力认识王隐人格史学之真面目？他们对王隐所撰《晋书》之低评，是否隐喻了一段可待再究的学术公案？[26]

王隐综悉群史，其劝诫祖纳所表示的史学精神意识，显然上承司马迁而来，而近借韦昭《博奕论》之旨以发挥。[27]王隐是东晋最早史官之一，但其父子却是私家修国史。他们的事迹，或对东晋最后史官之一的王韶之父子有所影响，因为他们的行事有非常类似之处。韶之乃四、五世纪之间人，密助刘裕鸩弑晋安帝，这方面的表现与（曹）《魏书》修撰者王沈、荀顗之助晋谋魏，有同工之妙。他在晋末、宋初先后分掌两朝国史，纵或会有问题，但其早年私修之《晋安帝阳秋》，则有“后代佳史”之称。《宋书》卷六十本传谓其系出琅邪王氏高门，而其直系一脉则颇贫。父王伟之亦为县令，“好史籍，博涉多闻”云。父子私撰情况如下：

伟之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泰元（东晋孝武帝年号，公元376—396年）、隆安（安帝年号，公元397—401年）时事，小大悉撰录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413年）。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28]

是则王韶之父子当初之立志私修国史，正与王隐父子相类似，盖本于史家之成名意识及“愍其废绝”的心情。回顾东晋中期，介于此两对父子之间的孙盛、习凿齿等史家，则知此精神意识，一直未尝中断也。

王隐与王韶之相同之处，乃在先私修国史，由此成为史官。但在史学史上，王隐地位显然更重要。盖其因“旧事**灭”的危机感而激发起其史不可亡意识，进而成为使命感，以至影响东晋史官之重建。[29]是则此精神意识的落实表现，有促成国史修撰及建立史官之两途也，此就正史修撰方面而言，亦即就前述之第一个角度而言也。

值得注意的是，王隐、王韶之及前述吴均之修《齐春秋》，显为同类型的国史修撰。他们是纯粹私修，是原创性的，与沈约、萧子显、陆琼、姚察等人官修，已有起居注，或实录、国史等为基础者不同。但二王与吴均之间，所表现的精神意识似亦略异。前二人似因“愍其废绝”的危机、使命感而撰，吴均则似借修史成名或涉入古、今正史之争的成分较大。因为吴均之前，齐史已先后有江淹、沈约、萧子显等纪传体著作，独缺编年体。当然，史家修史，或多或少皆有成名意识之存在，但是二王之修史，主要似以史不可亡论为工作的动机，此点与司马迁某些方面非常类似。

前引《五代史志》，已指出“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以来古书陆续出现，有志之士也开始私修历史。这种历史文化的危机，及私修者之志气精神，实对司马迁影响重大。二王之危机、使命感与司马迁相同，但其刺激之深刻宏大，感受上似又不及司马迁，此则为司马迁所以志大思弘，后人难与相比的时代因素也。司马谈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由此历史文化绝灭的危机感，引发出绍述保存之史不可亡意识，这种自觉和使命，显非王隐所能企及。谈又云：“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此为官守之强烈责任感，引发为及时修撰之史不可亡意识，遂为秦汉以降，史官重建及史官认识其首要责任的论据所在。及至司马迁去太史令官而转迁中书令，犹言“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则为上述两种史不可亡论衍生而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使命意识。虽非身居史官犹须为之，斯则不但是匹夫的责任问题，也兼为义务问题矣，王隐等人所承者当在此。

国家可以亡，历史文化不可以亡，匹夫犹有此责任与义务，则庙堂大臣，何得推卸？公元192年，蔡邕为王允所杀，马日磾营救无效，退而批评王允云：“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盖其不仅杀史，亦以其杀害最有能力完成完美汉史之史家，令汉史有废灭之虞者也。是则纵使司马睿未即皇帝位，祖纳所谓“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实即同根于此认识而发。四五年之后，王导上《请建立国史疏》，批评“纪传不存於王府”，建议“宜建立国史……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云云，亦本此而言。王隐父子于此之间，奋力私撰，盖亦完全了解此非纯为“司马家事”也。早在王隐前三四十年，陈寿严厉批评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因而私家修成《三国志》，[30]应为王隐父子（王铨应略与陈寿同时代）最近之榜样。必须留意者，乃是当时有两种观念意识在酝酿形成，此即史文废绝，匹夫犹有罪恶感，故国家不设史官，确为“罪莫大焉”之事也，是以马日磾、陈寿、祖纳等为之指责质询；其次是国史修撰乃为天下公器，人人可得而为之，绝非帝王家事。此二观念，最迟在三四世纪之间显然已经重新彰明，殆即魏晋南北朝所以能突破东汉官修国史的限制，出现私修盛风的内在因素。

原夫司马迁父子提出上述观念以后，由于其书迟至公元前1世纪末叶，经刘向等人发扬，其学始显，故上述观念的落实于官修制度化，可说在公元1世纪中期以后始明显。官方从认识至推动国史国家修的政策，主要即是基于此史不可亡论的及时修史观念。但是国史不可能一蹴即成，且缺乏基础性的工作则不可能完美，斯则记注之史所由起，亦即起居注及行状、故事这类属于记注比次之书的史学工作，由于更符合及时修撰以使史文不亡，与能提供完美国史完成之基础等因素，遂随着官修制度之落实而出现，并立即备受重视。

公元72年，东汉明帝诏马严、杜抚、班固等，在仁寿阁杂定《建武注记》。此当为东汉最早完成之起居注，与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四人所另撰的《世祖本记》性质不同。[31]班固一代大才，马严为名臣马援之子、马融之兄，明帝动用大才撰注记，岂是等闲视之？公元118年，宗室名臣刘毅奏请为临朝邓太后修《长乐宫注》，盖以邓氏虽妇人，但身系国家发展，其言行事迹需及早为之修撰也。是则“废天下史文”之惧，背后所含意识及其备受重视与落实的程度，可以知矣，难怪陈寿以“国不置史，记注无官”，认为是诸葛亮失政之一。

这种重视及落实，东晋以降仍能持续，且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402—404年，桓玄反叛，废晋自立为楚帝。后败于刘裕而西逃，途中专心于自作起居注，自辩其败乃“非战之罪”，忙于“宣示远近”。勿论桓玄自作注记的其他意识，即就其为了表白事实真相而撰注，乃至于兵败逃亡之际竟不遑筹划军国大事，终至覆灭一事来看，则知注记之被重视，及其所系将来国史是否能完成的意义，可以明了。正因注记能及时保存历史真相，及对国史修撰有大作用，故桓玄竟以天子身份而自作也，此为史学史上空前之事。南朝对此重视认识，故至梁朝遂有进一步修实录之举。[32]

至于北朝方面亦不遑多让。北朝太祖道武帝于386年改国号为魏，不久即诏邓渊著《国记》，其后废而不述，故世祖太武帝乃于429年召集崔浩等人，叙成《国书》。太武帝修史的动机，据《魏书》卷三十五《崔浩列传》云，是由于恐惧天子贤大夫之业因失载而灭，故诏崔浩曰：“……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完成此第一期国史修撰。太武帝之惧实即司马谈父子之惧，其诏所示精神意识，亦即谈、迁父子精神意识之重现。他不但以此训勉史官，且竟以宰辅监修之，实树立了北朝至唐宰相监修的制度，其重视程度似较南朝为甚也。